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恋爱中的骗子 作者：理查德·耶茨 内容简介 《恋爱中的骗子》是理查德耶茨继《十一种孤独》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七个短篇。它完美地展示了耶茨高人一等的洞察力和描述力。耶茨借由本书再次证明了短篇小说的力量。显然更有兴趣描写失败人生的耶茨，凭借他敏锐的心灵与独到的观察角度，仿佛拼贴艺术般，将美国小人物及其生活片断立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失败的艺术家、生活艰难的单身母亲、疏离的亲情、劳燕分飞的婚姻、叛逆的女儿、转瞬即逝的情事、不可靠的梦想 哦，约瑟夫，我很累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当上候任总统时，美国各地肯定都有雕塑家想直接以他为模特塑头像，可是我妈妈有门路。她在我们所住的格林尼治村庭院这里最好的朋友及邻居中，有一位叫霍华德·惠特曼的热心肠，他最近丢掉了在《纽约邮报》的记者工作。霍华德以前的一个同事现在受雇于罗斯福在纽约总部的媒体部门，那会让我妈妈容易进去——要么按照她的话，是打进去——之后的事她可以解决，她有信心。那段时间，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信心，但是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一迫切需要，即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认可。 她并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从事了三年，是在跟我爸爸离婚后开始的，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业余之处。为罗斯福塑像之前，她擅长的是“花园人物”——一个真人大小的男孩，腿在膝盖处变成山羊腿，另外是一个男孩跪在蕨丛中吹排萧；还有小女孩，要么在举起的手臂上吊着一串串雏菊，要么走在一只展翅的鹅旁边。这些想象出来的孩子——用石膏做的，漆成绿色，以模仿经过风吹日晒的铜质——搁在自制的木座上，放在她的工作间里的这儿那儿，中间留了放雕塑工作台的地方，上面放着她正在用粘土雕塑的不管什么作品。 她的想法，是会有很多有钱人——全都品位高雅，有贵族气——很快就会发现她，会想用她的雕塑作品装点他们的园林式花园，想跟她做终生不渝的朋友。同时，她成为给候任总统塑像的第一位女雕塑家，在全国得到一点小小的宣传，这当然不会有损她的职业。 另外，别的方面且不说，她有一间不错的工作间。事实上，她这辈子后来用过的工作间中，就数这间最好。有六到八座老房子对着我们这一边的庭院，背对贝德福街，我们家的房子很可能是这一排的样板房，因为它的一楼靠前面的房间有两层楼高。走下几级砖台阶到了高高的前窗及前门，然后就进了又高又阔、十分亮堂的工作间。它大得也能当客厅，跟那些绿色的花园孩子一起放在这儿的，还有我们和我爸爸在郊区镇——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我的出生地——住过的那座房子里的家具。工作间的远端接着一个二楼阳台，两个小房间和一个小浴室被挤在楼上；阳台下方的一楼到了贝德福街边上，这套公寓里，只有那部分有可能让你知道我们没多少钱。天花板很低，总是黑乎乎的；小小的窗户对着街边铁栅栏的下方位置，而在那块街边凹处，散布着厚厚的垃圾。我们那间蟑螂肆虐的厨房里，勉强够地方安装了从来就没有干净过的炉子、水池一体设施，还有一台褐色的木壳冰箱——里面盛着黑乎乎的一直在融化的大冰块；剩下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甚至以前在哈斯廷斯家里的吃饭地方放过的餐桌也无法让那里增色，尽管那张桌子挺大。但是我们的宏伟牌收音机也在，把那里变成了一个我和我姐姐伊迪丝感觉舒服的地方：我们喜欢收听下午晚些时候的儿童节目。 有一天，我们刚刚关了收音机走进工作间，就发现我们的妈妈正在跟霍华德·惠特曼商量给罗斯福塑像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我们打岔问了太多问题，因为她说：“伊迪丝？比利？够了，晚一点我会跟你们都说说的。去花园里玩吧。” 她总是把庭院叫作“花园”，但是那里除了几棵市政种的矮树和巴掌大的一片草地，就别无他物，那块草地也从来没机会扩大范围。大部分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土地，只是这儿那儿被砖铺地隔开，砖铺地上洒落了少许烟灰，还散布着猫狗的粪便。庭院可能有六到八座房子长，但只有两座房子那么宽，让这里显得被包围着，感觉没什么劲儿；唯一有点意思的，是一座破损的大理石制喷泉，比鸟澡盆[1]大不了多少，离我家房子近。这个喷泉本来的设计，是流水从上面一层均匀地叮叮咚咚洒进下方的水池，但是岁月让它变得不平整，只是从上面一层边缘保持干净的约一英寸宽的地方，水像条绳子一样流下来。下方的水池深得可以让你在哪天炎热时，把脚浸到里面，但是那也没有什么好玩，因为大理石的水下部分蒙上了一层褐色的脏东西。 在那里住的两年中，我和姐姐每天都在庭院里找事情做，但那只是因为伊迪丝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在妈给罗斯福做头像的时候，她十一岁，我七岁。 “爸爸？”有天下午在我们爸爸位于上城的办公室里，她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妈咪在给罗斯福总统塑头像？” “哦？”他当时正在翻他的办公桌，想找到他说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什么东西。 “她要在纽约这儿给他量尺寸，”伊迪丝说，“就职典礼之后，到那时塑像就会完成了，她会带头像去华盛顿，在白宫交给他。”伊迪丝经常跟我们的父母之一说另一位的什么光彩事，这是为了让他们复合，她长期而无望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好几年前，她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从来没能从他们分手给她造成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永远不会。她说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住的那段时光，一直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一段，那让我感到嫉妒，因为我对它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嗯，”我爸爸说，“那可真是了不起，对吧。”这时他在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想找的，他说：“找到了。你们喜欢吗？”那是两张又薄又脆的纸，上面有齿孔，看着像是两版邮票。每张贴纸上有个标志，一个颜色煞白的灯泡，黄色背景，还有字：“更亮。” 我爸爸的办公室，是通用电器大楼二十三楼很多小格子间中的一个，他是名为麦芝达灯泡部的区域销售副经理——那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是足以让他在情况好的时候，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这样的镇上租房住。我们跟他说那些贴纸挺漂亮——的确是——但又对可以怎么玩提出了疑问。 “哦，只是装饰用的，”他说，“我想着你们可以贴到你们的课本上，要么——你们知道——想贴哪儿都行。准备好走了吗？”他把两张贴纸小心折好放进他里面的口袋，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从地铁出口去庭院的路上，到西村的某个地方，我们总是会经过一块空地，有些男的挤在一起，围在用烂水果箱和垃圾生起的一堆火旁边。火势不大，有几个人用做衣服架的铁丝吊着罐头食物在火上加热。“别看，”第一次经过时，爸爸说过。“那些都是失业的人，他们吃不饱饭。” “爸爸？”伊迪丝问，“你觉得罗斯福是个好人吗？” “我当然认为是。” “你觉得所有的民主党员都是好人吗？” “嗯，绝大多数是，没错。”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爸爸有好多年都参加本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他为他的民主党朋友服务过——那些人，我妈妈形容他们是塔马尼大厦[2]来的要命的小个子爱尔兰人——帮忙在市内各地开办麦芝达电灯分销店。他很喜欢这样的社交聚会，在这种聚会上，他总是被邀请唱歌。 “嗯，当然，你太小了，不记得爸爸唱歌，”爸爸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伊迪丝有一次跟我说。 “不，我不小；我记得。” “可我是说真正记得，”她说。“他是我听过的最漂亮的男高音。记得《丹尼男孩》吗？” “当然。” “啊，天哪，唱得可真出色。”她说着闭上了眼睛。“那真的是——真的不简单。” 那天下午回到庭院走进工作间时，我和伊迪丝看着我们的父母互相打招呼。我们总是盯着看，希望他们也许能聊起天来，然后一起坐下，发现可以开心一笑的什么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那样过。比起平时，那天的可能性甚至更小，因为妈妈有位客人，一个名叫斯隆·卡伯特的女人，是她在庭院这边最好的朋友，她跟我爸爸热情洋溢地打招呼，有点假，还带点调情的味道。 “你好吗，斯隆？”他说。然后他又转身对他的前妻说：“海伦，我听说你准备给罗斯福塑座胸像？” “嗯，不是胸像，”她说。“是座头像。我觉得如果我在脖子位置截断，效果会更好。” “嗯，好，挺好的。祝你好运。那好吧。”他专心看着伊迪丝和我。“好吧，再见了。拥抱一下好吗？” 他的拥抱令人难忘，那是他行使探视权中的高潮时刻。我们轮番给一把搂过去，紧紧地贴着他，闻得到他身上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他的下巴涩拉拉的，却感觉温暖，摩擦着我们一侧的脸颊。他在靠近耳朵的地方湿湿地很快一吻，然后就放开了我们。 他几乎走出了庭院，快到了街上，这时我和伊迪丝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贴纸！” 他停下来转过身，那时，我们才看到他在哭。他想掩饰——他的脸几乎扭到了腋窝那儿，似乎那样有助于在他的里面口袋找——但是根本无法遮住那张可怕的、肿胀且刻着皱纹的脸，那上面满是泪水。 “找到了，”他说，“给你们。”他对我们微笑了一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说服力的微笑。如果我说我们留下来跟他聊天——我们再次跟他拥抱——那样会挺好的，但是我们太尴尬了，没有那样做。我们接过贴纸就跑回家，也没有回头看。 “哦，你难道不激动吗，海伦？”斯隆·卡伯特在说。“跟他见面、说话什么的，在那么多记者面前？” “嗯，当然激动。”我妈妈说，“可重要的是量准尺寸。我希望不会有很多摄影记者和那么多破打扰。” 斯隆·卡伯特比我妈妈小几岁，特别漂亮，长得就像当时我想被称为装饰派艺术的插图上画的那种：黑色直发刘海，大眼睛，大嘴巴。她也是离了婚的母亲，不过她的前夫很多年前就杳无音讯了，提到他时，总是称为“那个杂种”或者“那个狗娘养的胆小鬼”。她只有一个孩子，男孩，跟伊迪丝同龄，名叫约翰，我和伊迪丝都特别喜欢他。 我们搬到庭院这里后没过几天，妈妈就跟斯隆·卡伯特认识了，在妈妈帮忙解决了约翰的上学问题后，两人的友谊就变得牢不可破了。妈妈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认识一家人，他们愿意通过让人寄宿来挣点钱，约翰就去那儿住，在那儿上学，周末才回来。那样的安排超出了斯隆能够轻松供得起的程度，但是她设法应付过来了，她对我妈妈一直感激不尽。 斯隆在华尔街那边上班，当私人秘书。她说过很多次她讨厌自己的工作还有老板，但好的方面是，她的老板经常去外地，一去很久，让她有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雄心壮志，也就是为电台写剧本。 她曾经跟我妈妈透露过她的姓和名都是她自己另起的：“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则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 “哦，海伦，”她说，“这对你可是件大好事啊。要是你得到了宣传——要是报纸上登了，还有新闻记录片——你会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 妈妈第一次去见了候任总统后到家那天，五六个人聚集到她的工作间里。 “谁给我倒杯酒好吗？”她问，一边装作无助的样子看来看去。“然后我就跟你们全讲讲。” 她手里拿着酒，眼睛瞪得像个小孩的那样大，她跟我们说门开了，两个大块头男的是怎样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男的，”她强调道。“年轻、强壮的男人，搀着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霍华德·惠特曼说，他显得不自在。“他残废了他也没办法啊，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那有多么难看。”那似乎有一定分量。如果她在何为美——比如说，一个小男孩该怎样跪在蕨丛中吹排萧——这方面是权威人士的话，那么她当然已经获得了在何为难看一事上的权威资格。 “不管怎么样，”她接着说，“他们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用手帕把脸上的大部分汗珠都擦掉了——他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说起话来；那些话我听不懂。最后他转过脸看我，带着他那种笑容。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那样的微笑。在新闻片中你不可能看到那样的微笑；你得看到才知道。他的眼神根本没变，但是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好像让木偶线往上扯着。那样的微笑能吓坏人，会让你想：这个人可能危险，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么样，我们聊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总统先生。’我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了胡佛总统的票。’他说：‘那你来干吗？’或类似这样的话，我说：‘因为你有颗有趣的脑袋。’他又对我露出微笑，说：“有趣在哪儿？’我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到那时，她肯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记，摄影记者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的报纸上，很可能会读到这样的标题： 女雕塑家打趣F. D. R. 头上长包 她跟他寒暄几句后，就开始忙正事了，也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的不同位置。我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在我为她那些树林里的小仙童充当模特时，裹着粘土的卡尺上凉凉的、颤抖着的地方在我全身又挠又捅。 但是在她测量和记录所测尺寸时，闪光灯一次都没闪，没有一个人向她提问；她紧张地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并告辞后，就又出去到了走廊上，到了那些伸长脖子的无助的人们中间，他们还不能进去。这次肯定让她很失望，我想象她在回家的路上，都在盘算怎样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讲述，以弥补她的失望之情。 “海伦？”别的访客基本上都走了后，霍华德·惠特曼问。“你干吗要跟他说你没投他的票？” “嗯，因为那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你也知道。” 她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个铺主的女儿；很可能她从小到大，就一直听别人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那是受人尊敬和穿着干净的标志。也许她已经降低了她关于受人尊敬的标准，也许甚至对穿着干净也无所谓了，但是“忠诚的共和党员”还是值得坚守不放，在她为推销花园塑像而跟顾客见面时也许有用，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会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到后来，几乎肯定会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共和党员。 “我崇尚贵族！”她经常会大声说，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她的客人在讨论共产主义时低沉的聊天声，那些人很少会注意到她。他们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举办的派对上，酒可以畅喝，而且就凭她令人感动地急于取悦人这一点，她称得上是个热情的主人；但是只要聊到政治，她就像是个尖声尖气、让人着急的小孩。她崇尚贵族。 她也崇尚上帝，要么至少在圣路加国教派教堂的仪式上是那样，她每年去那间教堂一两次。她还崇尚埃里克·尼科尔森，他是个长相英俊的中年英国人，当时是她的情人。他在一家英国连锁铸造厂的美国分厂做什么事：他的公司用铜和铅铸造装饰性的物件。整个东部的大学及高中的建筑上的圆屋顶，诸如斯卡斯德尔、布朗克斯维尔等地都铎风格房子的铅窗——这些是埃里克·尼科尔森的公司的部分成绩。谈到自己的生意时，他总是自嘲，但又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而红光满面。 我妈妈一年前认识了他，当时她在找人帮忙把她的一个花园塑像铸成铜的，准备放到某个花园塑像陈列室寄售——但一直没能卖掉。埃里克·尼科尔森说服她铅几乎跟铜一样好，而且便宜得多；后来他邀请她共进晚餐，那个晚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尼科尔森先生很少跟我和我姐姐说话，我想我们都怕他，但是他送给我们很多礼物。一开始主要是书——一本《笨拙》杂志漫画集，《狄更斯文集》中的几本，一本名为《都铎时代的英格兰》的书，里面有蒙了层薄纸的彩色插图，伊迪丝喜欢。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时，我爸爸安排我们和妈妈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湖那里过上两个星期，尼科尔森先生送了很多体育用品当礼物。他送给伊迪丝一根钢制钓鱼杆，上面有个螺旋轮，我们都没有弄明白是怎么用的，即使我们都已经知道怎样钓鱼；一个柳条编的鱼篓，用来装鱼，只是伊迪丝后来一条也没钓到过；还有一把她可以挎在腰间的带刀鞘的猎刀。他送给我一把小斧头，斧头的头部装在一个皮套里，可以绑在腰带上——我想这是为了砍柴火煮鱼时用——还有一张用着不方便的鱼网，有一个把手，可以挂在橡皮肩带上，以防叫我蹚水过去帮伊迪丝把一条难以对付的鱼舀上来。在那个新泽西的村子里无事可做，除了去散步或者我妈妈所称的挺好的远足；每天，我们脚步沉重地在阳光下走过里面有昆虫鸣叫的野草丛时，把整套无用的装备全都披挂上。 也是在那年夏天，尼科尔森先生为我订了三年的《田野与溪流》杂志，我想在他所送的礼物中，那本深奥的杂志最不合适，因为它一直邮寄过来，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化了之后很久很久还是：在我们搬出纽约搬到斯卡斯德尔——尼科尔森先生在那儿找了幢租金低廉的房子——之后，在他毫无预兆地把我妈妈抛弃到那座房子里之后（他回到了英国，回到他妻子身边，他一直没有真的跟她离婚）。 但那都是后来的事；我想回头说说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到就职的那期间，当时他的头像在我妈妈的雕塑台上慢慢成型。 她本来的计划是做成实体大小，要么更大，但是尼科尔森先生劝她在铸造时为了省钱，做得小一点，所以她塑得只有六七英寸高。他也说服了她——是他认识她后的第二次——铅几乎跟铜一样好。 她一直说她完全不介意我和伊迪丝去看她工作，可是我们一直不是很想去看；这次稍微有意思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她从很多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中筛选，直到她找出一张，能帮助她塑造出脸颊或者眉毛的微妙之处。 但是我们多数时间都在上学。就算约翰·卡伯特去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上学——伊迪丝总是向往那样——可是我们有件事情，就连伊迪丝也承认只是比那差一点：我们在自己的睡房里上学。 之前一年，我妈妈把我们都送到街上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但是等到我们回家头上长了虱子时，她开始后悔了。然后有一天，伊迪丝因为被指控偷了一个男生的外套而回到家里，那可是太过分了。我妈妈让我们都退了学，以此挑战不负责任的城市主管。她恳求我爸爸帮她支付上私立学校的费用，他拒绝了。她所付的房租和积起的账单，已经让他负担得远远超过了离婚协议所规定的；他已经背了债，毫无疑问，她也肯定明白他有份工作就算走运了。她究竟能不能学会适可而止？ 是霍华德·惠特曼想到了解决办法。他知道有种不算贵而且完全合格的函授服务，名叫卡尔弗特学校，本意主要是提供给那些有残疾孩子的家庭。卡尔弗特学校每星期提供书本、资料以及学习计划；她只需要找个人在家里执行学习计划，当家庭教师。像巴特·凯姆彭这样的人，是做这种工作的理想人选。 “那个皮包骨头的家伙？”她问。“那个打荷兰还是哪儿来的犹太小伙子？” “他的教育程度很高，海伦。”霍华德告诉她，“他的英语说得流利，他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他当然也需要挣这点钱。” 听说巴特·凯姆彭要当我们的家庭教师，我们都挺高兴。在庭院这里的大人中，我们最喜欢的人除了霍华德·惠特曼，大概就数巴特了。他二十八岁左右，年轻得在小孩子取笑他时，他的耳朵还会红；我们有一两次取笑他的袜子不配对时，发现了这一点。他个子高，但是很瘦，除了放松得能够微笑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受惊的样子。他是个小提琴手，是个荷兰裔犹太人，之前一年移民过来，他希望加入一家交响乐团，最终能开始自己的音乐会生涯。但是没有哪家交响乐团请他，小一点的管弦乐团也没有，所以巴特已经失业很久。他独自住在第七大道上的一个单间里，离庭院不远，喜欢他的人经常担心他也许吃不饱肚子。他有两套套装，都是一个款式，肯定当时荷兰流行那种款式：肩膀那里硬硬的，垫得很厚，腰部掐进去一点；这两套衣服要是给身上多长点肉的人穿，大概会好看一点。巴特穿衬衫时，袖口卷着，他汗毛浓重的手腕和小臂比你料想的还要瘦弱，但是他的手长得修长而有力，足以让人想到他在拉小提琴上有一手。 “我就全交给你了，巴特。”他问我妈妈对辅导我们有什么指示时，我妈妈说。“我知道你能在他们身上教出奇迹。” 一张小桌子给搬进我们的睡房，放在窗户下方，桌边放了三张椅子。巴特坐中间那张，好让他把时间平摊到我和伊迪丝身上。每星期，卡尔弗特学校把一个干净的、沉甸甸的大牛皮纸袋寄来，巴特把里面引人入胜的内容倒在桌子上时，就好像是准备玩一种游戏。 那年伊迪丝上五年级——她的那部分桌子那儿，提到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英语、历史和社会学科——我还在上一年级。我的上午，都用来要巴特帮我解开一种教育最初期的困惑。 “别着急，比利。”他会说，“你别不耐烦学。等你一旦明白了，就会看出有多么容易，然后就会准备好下一步学习。” 每天上午十一点时，我们都会休息一下。我们下楼，去庭院里有点草的那片地方。巴特会小心地把他叠好的外套放在边上，卷起衬衫袖口，让自己准备好让我们如他所说的坐飞机。他轮流抓住我们的一只手腕和一只脚踝，然后把我们抡得离地，以他自己为中心，抡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们荡在空中，眼前模糊一团，庭院、楼房、市里和全世界都分辨不清。 坐完飞机后，我们会急忙走下台阶，走进工作间，在那儿，我们通常会发现我妈妈已经放了个托盘，上面有三个高杯子，里面是放凉了的阿华田饮料，有时旁边还有饼干，有时没有。我有次听到我妈妈跟卡伯特说她想那杯阿华田肯定是巴特当天吃到的第一口东西——我觉得她很可能说对了，单单从巴特的手颤抖着伸向他那杯就能看出。有时我妈妈忘了准备好那个托盘，我们就会拥进厨房，自己做好饮料；现在我每次在杂货店的货架上看到一罐阿华田，都还是会想起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又上楼继续上课。那一年里，巴特·凯姆彭对我又哄又鼓励，跟我说别着急。他教会了我认字。 那是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我会从我妈妈的书架上抽本书出来——大部分都是尼科尔森先生送的礼物——大声读书，把句子读得支离破碎，我想让她对我刮目相看。 “真棒，亲爱的，”她会说。“你真的识字了，对吧。” 很快，我的卡尔弗特版一年级读本的每一页上，都有了个黄白两色的“更亮”贴纸，以证明我已经掌握了那一页，我的算术书上的贴纸数量增长得慢一点。还有些别的贴纸贴在我这边桌子旁边的墙上，贴成壮观的黄白两色的小小一列，上面有拇指弄脏的痕迹，到我伸手能够到的那样高。 “你不应该把贴纸贴到墙上，”伊迪丝说。 “怎么了？” “嗯，因为不容易揭下来。” “谁要揭来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个既用做学习，又用做睡觉的小房间比我们家任何别的部分都更清楚。大概应该有谁来告诉我妈妈女孩和男孩长到像我们这样大，应该分开住了，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小床摆得脚对脚贴着墙，只够地方过去到上课的那张桌子前，我们夜里躺着等待入睡时，有过几次挺愉快的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伊迪丝跟我说市里声音的那一次。 “我不只是指那些大的噪音，”她说，“就像刚才响的警报声或者小汽车砰砰响的关车门声，或者街上的笑声、叫声，那些只是很近的东西。我是说别的。因为你知道，纽约有成百万的人——人数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做着能发出声音的事情：也许聊天，也许开收音机，也许关门，也许吃饭时把叉子放到盘子上，也许上床时把鞋扔到地板上——因为有很多人，那些细小的声音汇到一起，变成一种嗡嗡声，但是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你得仔细听很久才能听到。” “你能听到吗？”我问她。 “偶尔能。我每天晚上都听，但我只是偶尔能，别的时候我睡着了。我们现在别说话，仔细听。看你能不能听到，比利。” 我很努力地去听，也闭上了眼睛，似乎那样有用，嘴巴张着，把自己的呼吸声音降到最弱，但是到最后，我不得不跟她说我听不到。“你呢？”我问。 “哦，我听到了。”她说，“只听到了几秒钟。但是我听到了。你继续努力的话，也会听到。这件事值得等。等你听到了，你听到的就是整个纽约市的声音。” 我们一星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约翰·卡伯特会从哈斯廷斯那边回来。他浑身洋溢着健康和正常的感觉，把郊区的新鲜气息带进我们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他在时，甚至把他妈妈的小公寓也变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是他去世界上精神奋发地闯荡的间隙，回来休息的地方。他订阅《男孩生活》和《男孩大道》两种杂志，在我眼里，家里有这两样杂志很棒，就算只是因为插图的缘故。约翰就像杂志上画的那些男孩一样，穿得威风凛凛：灯芯绒短裤，带罗纹的袜子拉过了他结实的小腿肚。他把哈斯廷斯中学的橄榄球队挂在嘴边，他准备一旦够岁数，就去参加选拔。他还把他在哈斯廷斯的朋友挂在嘴边，慢慢地，我们对他们的名字和性格几乎熟悉得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约翰还教我们带劲儿的说法，比如“有啥关系？”，而不说“有什么关系？”在琢磨出去庭院里的新玩法方面，他甚至比伊迪丝还强。 当时，伍尔沃斯商店里卖金鱼，一条一角钱或者一角五。有一天，我们买了三条放在喷泉那里。我们往水上洒伍尔沃斯商店卖的颗粒鱼食，远远超出那三条鱼需要的量。我们用自己的名字给它们起名字：“约翰”、“伊迪丝”和“比利”。有那么一两个星期，每天早上，在巴特来上课之前，我和伊迪丝都会跑到喷泉那边，确认它们还活着，看它们吃的够不够，也观看它们。 “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利长大了很多？”伊迪丝问我。“他的个头真大，现在几乎跟约翰和伊迪丝一样大。他很可能会长得超过那两条。” 然后一个周末，约翰在家时，他要我们看鱼转身和游得有多快。“他们比人的反应还快。”他解释道，“在看到水里有个影子或者任何看上去像是有危险的东西时，他们躲开得比你眨眼的速度还要快。看。”他把一只手浸到水里，去抓那条名叫伊迪丝的鱼，可是她躲开逃掉了。“看到了吗？”他问。“那速度怎么样？知道吗？我敢打赌你可以用箭射，它们还是能及时逃掉。等一下。”为证明他的观点，他跑回她妈妈的公寓拿了把漂亮的弓和箭回来了，那是他在夏令营里做的（每年都去夏令营，这是有关约翰的另外一样让人羡慕的事）；然后他跪在喷泉边，动作就像是一个标准的射箭手：他用一只有力的手稳稳地握着弓，另一只手捏着带羽毛的箭尾绷在弦上。他瞄准那条名叫“比利”的鱼。“哎，这只箭的速度，”他说，他的声音因为用力而弱了一点。“很可能比一辆时速八十迈的小汽车还要快，很可能更像一架飞机，要么也许比那还快。好吧，看。” 那条鱼名叫比利的鱼突然死了，浮上水面，体侧插着那根箭，插到箭杆的四分之一位置，一部分粉红色内脏附在上面。 我长大了，不能再哭了，但心里充满了震惊、愤怒和伤心，我从喷泉那边跑开，不管不顾地往家里跑。半路，我遇到了我妈妈。她站在那儿，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新外套和裙子，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她紧紧挽着尼科尔森先生的胳膊。他们或者正要出去，或者正要回家——我无所谓——尼科尔森先生对我皱起了眉头（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在英国，像我这么大的男孩都去上寄宿学校），但是我也无所谓。我把头埋到她腰间，感觉她的手抚摸着我背部很久后才不哭了，是在她安慰我说买金鱼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会再有一条，还说约翰做了那件没脑子的事感到后悔之后。我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了哭泣是一种快乐——发现如果你的头埋在你妈妈的腰间，她的手搭在你的背部，如果她刚好穿了干净的衣服，哭泣有可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 还有别的快乐。那年在我们家，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平安夜，至少一开始挺愉快。我爸爸去了，那让尼尔科森先生不得不回避。看到我爸爸在我妈妈的朋友中间有多么放松挺好的。他腼腆，可是他们好像喜欢他。他跟巴特·凯姆彭特别谈得来。 霍华德·惠特曼的女儿从塔里顿那边过来跟他一起过节，她叫莫莉，跟我一般大，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还有别的几个小孩在，我们认识，但很少见面。那天晚上约翰穿一件黑色外套，打着领带，显得很成熟，显然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岁数最大的男孩，身负社交责任。 过了一会儿，也没有事先计划过，一群人就三三两两地进了餐厅里的那片地方，上演了一场即兴的杂耍节目。是霍华德先开始的：他从我妈妈的雕塑台那边搬来了高凳子，让他女儿面对观众坐下。他把一个牛皮纸袋的开口又往下折了两三次，戴到他女儿头上；然后他把自己套装的上衣脱下，后摆在前，披在她身上，衣服围着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身后，蹲得让人看不到，然后把他的手从那件上衣的袖筒里往外伸，露出来后，看着就像是她的。光是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头上戴着纸帽子的小女孩，用一双很大、很爱表现的手做手势，就足以让每个人都哈哈大笑。那双大手擦擦她的眼睛，摸摸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发拢到耳后，然后巧妙地用拇指按着鼻子，给我们做了个嘲笑的动作。 接下来上场的是斯隆·卡伯特。她在凳子上坐得很直，鞋跟卡在横档上，效果最好地展现了她漂亮的腿，但是她的第一个节目没有成功。 “嗯，”她开始了，“我今天在上班呢——你们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四十楼——我打字时，打着打着扫了一眼，看到一个大个子老头儿可以说蹲在窗户外面，他长着白胡子，穿了件滑稽的红衣服。我就跑过去把窗户打开了，我说：‘你没事吧？’嗯，那是圣诞老人，他说：‘我当然没事，我习惯了在高处。但是听着，小姐，你能告诉我怎么去贝德福街七十五号吗？’” 下面还有，可是我们露出尴尬的表情，肯定让她看出来我们知道她在端着架子跟我们讲故事；她一想到怎样快点讲完故事，就快快讲完了。然后，在沉思一阵子后，她又试着讲别的，结果这次效果好很多。 “孩子们，你们听过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吗？”她问。“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她就开始讲了，用的是那种压低的、具有戏剧感的声音，她肯定希望在她较为严肃的广播剧中，讲述者有可能使用那种声音。 “……他们还有几英里才能赶到伯利恒，”她说，“那是个寒冷的夜晚。这时，马利亚知道她的孩子很快就要生了。因为一位天使已经跟她说过，她甚至知道她的孩子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可她只是个年轻的女孩”——讲到这里，斯隆的眼里闪着光，似乎泪水正在涌上来——“而且赶路让她累坏了。那头驴子一颠一颠地走，把她磨伤了，她浑身到处都疼，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这个故事还讲了住旅店被拒、马厩、马槽、牲畜、三王到来等等，讲完后，我们鼓掌鼓了很久，因为斯隆讲得很精彩。 “爸爸？”伊迪丝问，“你会给我们唱歌吗？” “嗯，谢谢，亲爱的。”他说，“可是不了，我真的得有钢琴伴奏才可以。还是谢谢你。” 那天晚上压轴演出的是巴特·凯姆彭，大家要求之下，他推辞不过，就回家取了小提琴。完全不出意料，他演奏得像是一位专业琴手，就像你很容易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开心之处来自看那张瘦削的脸在提琴腮托上皱着眉头，除了关心拉得对不对，完全没有别的感情。我们都为他感到自豪。 我爸爸走后，许多别的大人陆陆续续来了，多数我都不认识，看样子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去过几场别的派对。当时已经很晚了，要么说是圣诞节早上很早的时候，我往厨房看，看到斯隆跟一个谢顶的男人站得很近，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他一只手颤颤地端着一杯酒，另一只手在慢慢抚摸她的肩膀；她似乎在往后缩着，靠着那台旧的木头冰箱。斯隆有种微笑的样子，就是在上下打量你时，让缕缕烟雾从她几乎闭着的唇间冒出来，当时她就是那样。接着那个男的把他那杯酒放到冰箱上面，把她搂过去，我就看不到她的脸了。 还有个男的穿着弄皱了的褐色套装，不省人事地躺在餐厅的地板上。我绕过他走进了工作间，里面有个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那儿正哭得伤心，有三个男人想要安慰她，却老是互相挡住道。接着我看到其中一个是巴特。我看到巴特比另外两位待得久，他让那个女孩向门口转过身。巴特搂着她，她把头搁在他肩膀上；他们就那样离开了我们家。 伊迪丝穿着弄皱了的礼服裙，样子无精打采。她当时躺在安乐椅上，那把安乐椅是我们家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时就有的。她的头往后仰着，两条腿都伸开搁在抉手上。约翰盘腿坐在地板上，靠近她垂着的一条腿。他们似乎在聊两个人都不感兴趣的什么事，等我也在地板上跟他们一块儿坐下来，聊天就完全停下了。 “比利，”伊迪丝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有啥关系？”我说。 “你几个钟头前就该睡觉了。走吧，我们上去吧。” “我不想。” “哼，”她说，“反正我要上去了。”她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开到了更多的人们那里。 约翰扭过脸看我，不满地眯着眼睛。“你知道吗？”他说，“她那样坐在椅子上，我什么都能看到。” “呃？” “我什么都能看到。我能看到那道缝，还有毛。她开始长毛了。” 我姐姐的这些方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在浴缸里或者在她换衣服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这样，我马上就意识到在约翰眼里，这件事情有多么不简单。要是他不好意思地微笑，我们就可以一起哈哈大笑，就像《男孩大道》杂志上普普通通的两个人，可是他脸上仍然带着轻蔑的表情。 “我看啊看啊，我得让她一直说话，好不让她想起来。我本来做得挺好的，直到你进来搞砸了。” 我应该道歉吗？那好像不合适，可是别的好像也都不合适。我只是看着地板。 我最后终于去睡觉时，几乎没时间去努力倾听市里难以捕捉的声音——我已经发现那是个不让自己去想其他事情的好办法——就在这时，我妈妈跌跌撞撞地进来了。她喝得太多，想躺下来，但她没去自己的房间，而是躺到我的床上。“哦，”她说。“哦，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那张小床不宽，根本没办法给她腾地方；接着她突然呕吐了，她一跳而起跑向浴室，我听到她在里面呕吐。我挪到了她躺过的那片地方时，我的脸马上往后缩，却还是不够快，碰到了她在她那侧枕头上留下的一大口黏黏的呕吐物。 那年冬天有一个月左右，我们没怎么见到斯隆，因为她说她在“写一个大东西，很大的东西”。写完后，她拿到了工作间，一副疲惫的样子，但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她腼腆地问可不可以大声读一下。 “太好了，”我妈妈说，“关于什么的？” “这一点最棒。是关于我们，我们全体人的。听吧。” 巴特那天不在，伊迪丝自己去庭院里玩了——她经常自个儿玩——所以听众只有我和我妈妈。我们坐在沙发上，斯隆自己把高凳子拉过来坐在上面，跟她那次讲伯利恒的故事时一样。 “格林尼治村这里，有个迷人的庭院，”她读道，“它只是一片窄窄的砖铺地和草地，位于各种不规则的很老的房子中间，但是让它迷人的，是在这儿或者在附近住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迷人的朋友圈。 “他们没有一个钱够花，有的还很穷，但是他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也相信自己。 “有一位霍华德，他曾在一家大城市日报当一流的记者。大家都知道霍华德不久就会重新攀上新闻业的高峰，这段时间，他是庭院里睿智而幽默的哲人。 “有位巴特，他是个年轻的小提琴手，显然必定要作为一位演奏名家登上音乐会舞台。只是目前，为了活下去，别人请他吃午餐和晚餐时，他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 “还有位海伦，是位雕塑家，她迷人的作品有一天会装点美国最漂亮的花园，她的工作间，是这个圈子的人最喜欢的碰头地方。” 还有更多类似内容，介绍别的角色，到结尾时，她写到了小孩们。她形容我姐姐为“瘦高个儿，爱做梦的假小子”，那挺奇怪的——我从来没有觉得伊迪丝是那样——她称我为“一个眼神忧郁的七岁哲学家”，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读完前言后，她顿了一下，以取得戏剧效果，然后开始读这系列故事的第一集，要么我想是应该叫做“试播节目”。 那个故事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似乎主要是为了让每个角色都到麦克风前说几句——很快，我听着只是想看有没有给那个以我为原型的人安排什么台词。从某种方式上说，有的。她念到我的名字——“比利”——但她不是说话，而是把嘴巴弄成一连串难看的形状，并伴以一连串滑稽的短促声音，等到终于说话时，我都无所谓说的是什么了。我的确口吃得厉害——还要再过五六年，我才会克服这个毛病——但是我没想到谁会把这件事搬上电台。 “哦，斯隆，写得好极了，”读完后，我妈妈说。“真让人兴奋啊。” 斯隆仔细把她的打字稿摞在一起，很可能她在秘书学校学会了那样做。她满脸通红，露出了自豪的微笑。“嗯，”她说，“大概还得加工加工，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份稿子很有潜力。” 我妈妈说：“现在的样子就称得上完美。” 斯隆把稿件寄给了一位电台制作人，那人把稿件退回来了，还附了封电台秘书打字的信，解释说她的稿子的吸引力太有限，不够商业。他说电台听众还没有准备好听一个有关格林尼治村生活的故事。 然后就到了三月。新总统向我们强调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不久以后，尼科尔森先生的铸造厂把他的头像用木头和细刨花包装后送来了。 头像还是挺像的。我妈妈捕捉到了那个著名的抬下巴动作——如果她没做到这一点，也许根本就不像——大家都跟她说塑得挺好。但是大家都没有提她原来的方案是对的，尼科尔森先生不应该插手：这个头像太小了，看上去缺乏英雄气概。要是能把里面掏空，并在顶上开道缝的话，也许当个存钱罐挺好。 铸造厂把铅抛光了，直到闪闪发光，最亮的地方几乎就像银制的。他们把头像安在一个黑色塑料做的结实的小底座上，送回来三件：一件去白宫呈交，一件用于展览，还多出来一件。但是多出来的那件不久掉到了地上，损坏严重——鼻子几乎陷进了下巴——要不是霍华德·惠特曼说了句话让大家哈哈大笑，我妈妈本来有可能放声大哭，惠特曼说现在倒是很像副总统加纳尔。 霍华德在《纽约邮报》时的老朋友查理·海因斯现在在白宫当一名低等职员，他安排了上班时间的某天上午晚些时候去见总统。我妈妈安排斯隆那天晚上来跟我和伊迪丝住；然后她坐夜车去了华盛顿，用一个纸板箱带着那个雕塑，在华盛顿的一间廉价旅馆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她在一间人很多的白宫接待室里见到了查理·海因斯，我想他们在那里扔掉了那个纸板箱。海因斯领着我妈妈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他跟她坐在一起，她把没有包装的头像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轮到他们时，他陪着她走到总统的办公桌前交接头像。过程并未持续很久，没有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 之后，查理·海因斯带她去吃午餐，很可能是他答应过霍华德·惠特曼会那样做。我想象那不会是家一流的餐馆，而更有可能是一家顾客很多的实惠餐馆，干活的新闻界人士爱去的那种，我还想象他们不知道聊些什么，直到他们聊起了霍华德，说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真是可惜了。 “对了，你认识惠特曼的朋友巴特·凯姆彭吗？”查理问。“那个年轻的荷兰人？拉小提琴的？” “对，当然了，”她说，“我认识巴特。” “嗯，天哪，他那件事可是皆大欢喜，对吧？你听说了吗？上一次我见到巴特，他说：‘查理，对我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他跟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她出钱请他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 我能想象当天下午她乘坐那趟开得又慢又久的火车回纽约时，是什么样子。她肯定坐在那里直直地盯着前面，或者盯着那块肮脏的车窗的外面看，但是什么都没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脸庞一直是受伤后的虚弱样子。她跟富兰克林·D. 罗斯福难得地打了次交道，却一无所获。不会有照片、采访或者专题文章刊登出来，不会有新闻记录片报导的激动时刻；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 她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跟埃里克·尼科尔森的浪漫情事了，我想她也许甚至在当时就知道，那种关系也摇摇欲坠——她最后被抛弃，是在接下来的秋天里。 她当时四十一岁，即使是浪漫的人，也一定得承认到了这个年纪，青春已逝。对于度过的那些年，她什么都拿不出手，除了塞满无人问津的绿色石膏像的一个工作间。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 每次她想到查理·海因斯所说的关于巴特·凯姆彭的话——哦，多么可恶；哦，多么可恶啊——羞辱感伴着火车发出的咔嗒声，以无情的节奏一波一波再次涌上她的心头。 她这次回家，表现出了勇气，不过迎接她的只有斯隆、伊迪丝和我。斯隆已经让我们吃过饭，她说：“炉子里有一盘是留给你的，海伦。”但是我妈妈说她宁愿只喝一杯酒。她当时刚开始跟酒精做长期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那天晚上，她决定喝一杯酒，不吃饭，她肯定是觉得那样更能给自己打气。接着，她跟我们说她那一趟华盛顿之行的“方方面面”，尽量让这一趟听着像是一次成功之行。她谈到真的走进白宫多么令人激动；她又讲了一遍罗斯福总统在收到那个头像时，跟她所说的不管什么三言两语、彬彬有礼的话。她还带回来了纪念品：给伊迪丝一摞便签大小的白宫信纸，给我一个用得很旧的木头烟斗。她解释说她看到一个相貌堂堂的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抽那个烟斗，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很快在烟灰缸上磕空了烟斗，放在那儿就快步进去了。她一直等到确定没人看到她时，才从烟灰缸上拿走那个烟斗装进了她的小包。“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个重要人物，”她说。“很可能是个内阁成员或者类似那样的。不管怎么样，我想你会很喜欢玩这个。”可是我不喜欢，我用牙咬着太沉，吸的时候，味道难闻极了；另外，我老是在想那个人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发现烟斗不在时会怎样想。 过了一会儿，斯隆回家了，我妈妈独自坐在餐桌前喝酒。我想她是希望霍华德·惠特曼或者她别的老朋友也许会来串门，但是没人来。几乎快到我们上床睡觉的时间时，她抬起眼说：“伊迪丝？跑去花园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巴特。” 巴特最近买了双橡胶底的亮棕色鞋子。我看到窗户外面，那双鞋子轻快地走下黑色的砖头台阶——他走得快活，脚步似乎没怎么碰到每级台阶——然后我看到他微笑着进了工作间，伊迪丝在他身后关上门。“海伦！”他说，“你回来了！” 她承认自己回来了，然后从餐桌前站起来，慢慢走到他跟前，我和伊迪丝开始意识到我们即将看到一幕糟糕的情形。 “巴特，”她说，“我今天在华盛顿跟查理·海因斯一起吃午餐了。” “哦？” “我们聊得很有意思。他好像跟你很熟啊。” “哦，也不算真的很熟；我们在霍华德家见过几次面，不过我们真的不是——” “他说你跟他说对你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出钱请你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别插话。” 但是显然巴特根本没想插话。他穿着不发出声音的鞋子，从她跟前往后退，退着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花园小孩。他的脸上显得受惊了，变得通红。 “我不是个有钱女人，巴特。”她说，同时对他步步紧逼。“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姐姐和我已经上了一半楼梯，我们挤在一起，想要在最糟糕的阶段到来前躲开。这种事情最后总是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在她不管怎么样完全失控、吼叫起来之后。 “我要你滚出我家，巴特。”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讨厌那些说什么‘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的人，因为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你明白我的话吗？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之后，工作间里静了下来。我和伊迪丝没有说话，互相避开了眼神，换了睡衣就上床了。但是没过几分钟，这座房子再次回荡起我妈妈怒气冲冲的声音，好像不知道怎么着，巴特给带了回来，被迫再次接受惩罚。 “……我说‘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她在讲电话，正在跟斯隆·卡伯特大概讲一下那一幕，显然斯隆会站到她这边安慰她。斯隆也许知道圣母马利亚在去伯利恒的路上有什么感觉，但是她也知道怎样学我口吃来博大家一笑。这种情况下，她马上就会明白自己该怎样选择立场，把巴特·凯姆彭从她那个迷人的圈子踢出去，也不会让她有多大损失。 电话终于讲完后，楼下一片寂静，直到我们听见她用冰锥在冰箱里面捣：她正在给自己再弄一杯酒。 不会再在我们的房间里上课了。我们也很可能不会再见到巴特——要么万一见到，他很可能也不想见到我们。可是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我们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 [1] 置于庭院，盛满水供小鸟戏水或饮水的盆形装饰物。 [2] 塔马尼大厦原在纽约曼哈顿第三大道，为塔马尼协会的总部，该协会支持民主党，与爱尔兰移民及后裔关系密切，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政治影响很大。 本色女孩 苏珊·安德鲁斯上大二时的春天里，年方二十岁的她语气很平静地告诉父亲她不再爱他。她几乎马上就感到后悔，要么至少在语调上是，然而已经太晚：他坐在那里有几秒钟时间显得目瞪口呆，接着哭了起来，身子趴得很低，好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脸，一边努力用一只颤抖的手从自己的黑色套装里掏手帕。他是美国五六位最有威望的血液学家之一，他有很多年没遇到过这种事。 他们是在苏珊的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是一所名叫特恩巴尔的小而著名的文科大学，在威斯康星州。她那天穿了一条端庄的黄色裙子，因为他来看她，似乎穿那件衣服合适。但在这时，这件衣服的古板，再加上她不得不把自己小小的漂亮膝盖贴在一起，让她有种被束缚的感觉。她很后悔没有穿水洗牛仔裤和一件男式衬衫，最上面两粒扣子不扣，就像她在别的大多数时候一样。她褐色的眼睛大大的，眼神悲伤，她的长头发几乎是黑色的。最近有好几次，别人热情而又不失公正地跟她说她是个漂亮的女孩。 她知道如果是生气或者含着泪那样宣称，此时也许还有办法收回那句话，可是对于放弃那个选择，她并没有真正感到后悔。她已经认识到无论在什么事情中，诚实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你坦诚地跟世界打交道，那么从来不需要收回什么。尽管这样，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这让她自己也喉咙发紧。 “好吧，”安德鲁斯博士泣不成声地说，他还抱着头。“好吧，你不爱我，可是就这么一句，亲爱的。告诉我为什么吧。” “没有什么为什么，”苏珊说，她为自己的声音正常而感到庆幸。“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为什么，我想大多数聪明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他慢慢站起身来，显得比几分钟前老了十岁。他还得回到圣路易市的家里，开车回去的一路会是痛苦的一路。“好吧，”他说，“对不起我哭了。我想我正在变成一个感情脆弱的老头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最好上路了。对不起，我对一切都感到对不起。” “我希望你别道歉；我也感到对不起。等一下，我陪你去车那边。” 走回阳光刺眼的停车场时，他们一路得经过几幢古老而漂亮的大学大楼和一堆堆笑声刺耳的小孩子——有没有谁想到过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多小孩子？——这段路上，爱德华·安德鲁斯一直在合计告别时怎样说。他不想再说他感到对不起，却又想不到别的话。最后他说：“我知道你妈妈想听到你的消息，苏珊，你的妹妹们也是。你干吗不今天晚上给家里打个电话，如果你不是太忙的话。” “好吧，没问题。”她说，“我挺高兴你提醒了我。嗯，开车小心点。”后来她就走了，而他也上了路。 爱德华·安德鲁斯有七个女儿，他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是个顾家的人。经常让他感到开心的，是想到他的女儿个个长得漂亮，而且多数都聪明：最大的早就嫁给一个爱沉思的哲学教授，要不是他多年来一直是个腼腆而脆弱的男孩，他会让人望而生畏；第二个女儿很少见面，因为她的丈夫是个职业很稳定的律师，在巴尔的摩那边，他不喜欢出远门；而第三个女儿显然有点太过分了——她是个傻得可爱的女孩，上高中时就怀孕，很快嫁给一个没本事但是脾气好的男孩，他经常失业。还有另外三个女孩仍然住在家里，她们对发型和月经周期都十分重视，她们在家里，都让人感到心花怒放。 然而苏珊是独一无二的。她排行中间，出生于他打仗回家后不久，他总是会把她的出生跟对世界和平的第一波殷切希望联系起来。家里墙上带相框的照片上，她戴着薄纱和铁丝做成的翅膀，打扮成六岁的圣诞天使虔诚地跪着，要么是她比别的每个人都更为郑重地坐在生日派对桌前。甚至在他翻看家庭相册时每次看到那双悲伤的大眼睛，他都会感到揪心。每张照片上，她似乎都在说：我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 “我不喜欢《爱丽丝漫游奇境》，”她八岁时，这样跟他说过。 “你不喜欢？为什么？” “因为它就像发烧时做的梦。” 从那以后，每次他读到那两本书的一页或者看到泰尼尔所画的著名插图时，他都会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也赞同她的意见。 苏珊从来不容易让人逗得哈哈大笑，除非你有真正好玩的话说给她听，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话要说，总是值得去努力一番。他还记得她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咳，说起来了，是一直到她上高中时——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为了把他脑子里想到的好玩事情全都理一理，只留下最精彩的一个，等回家后在苏珊那里试试。 哦，她一直是个顶出色的孩子。国内那所最好的大学之一招收她时，尽管好像让她感到意外，他却一点都没感到吃惊。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凡人才时，还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她居然会爱上自己的历史老师，一个离过婚、年龄是她两倍的人，然后这个人跳槽去一所州立大学，她也要跟过去，即使这意味着已经全额支付的特恩巴尔大学学费打了水漂，又有谁能想到那些？ “亲爱的，你看，”那天下午在这间宿舍，他努力跟她讲道理，他说，“我想让你明白这不是钱的问题，那不重要，只是稍微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只是我跟你妈妈觉得以你的岁数，还不足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干吗要把妈妈扯进来？”她说。“你不管想怎么样，干吗总是要拉妈妈来当挡箭牌？” “我没有，”他说。“我没有那样做，可是我们都很担心——要么你想的话，我就这样说吧：我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你爱我吗？” 他就这样撞上来，就像一个牛奶派扔过来，某个喜剧演员过来一头撞上。 他知道她也许不是真的那样想，即使她觉得自己是。那个年龄段的女孩，让浪漫和性爱之类的事弄得晕头转向，一半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而还是要说，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偏爱的孩子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他在州际公路上把汽车控制在限速以内时，真想蜷起身子再哭一场，却又强忍住了眼泪，因为他得不让泪水模糊眼睛，而且因为他的妻子和年龄更小的女儿在家里等着，因为他生活中有意义的其他一切也在家里等着；况且，没有哪个有修养的人会一天之内崩溃两次。 等到她独自一人，苏珊马上快步去了戴维·克拉克的住处，扑到他怀里，就那样哭了很久，让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因为她的本意，是根本不要哭。 “哦，宝贝，”他说，一边抚摸着她抖动的头发。“哦，好了，宝贝，没那么糟糕嘛。来吧，我们喝一杯，然后什么事情聊一下就过去了。” 戴维·克拉克长得既不强壮，又不英俊，可是让他童年时代深以为苦的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让人联想到聪明及幽默的脸。有好多年，他把不跟自己班上的女生搞到一起视为荣誉攸关之事。“那样根本不地道嘛，”他会跟别的老师解释。“那样占便宜不公平，不够光明正大。”此外还有他腼腆和特别害怕被拒绝，不过通常他不会提及那些方面。 然而几个月前，那些理由都消失了，当时他只有让自己像个寻找营养的人一样，一次次去盯着第一排的安德鲁斯小姐看，才能讲完一节课。 “哦，我的天哪，”他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夜时，他跟她说。“哦，宝贝，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你就像——你就像——哦，我的天哪，你不同凡响。” 她也悄声跟他说，他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说是他让她苏醒过来。 没过几天，她就搬去跟他同居，只在宿舍里留下够多的个人物品，好看上去“像样”。戴维·克拉克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就这样开始了，从未有过尴尬或者失望的时候，他就是没办法不一再地对她有多么年轻而感到惊异，因为她从来不显得愚蠢，而是经常显得睿智。他喜欢看她穿衣服或者不穿衣服在他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那张可爱而庄重的脸，显然说明她无拘无束。 “哦，别走……”自从离婚后，戴维·克拉克几乎会对每一个认识的女的那样说，是一句呼喊或者恳求，似乎控制不住地从他嘴里冒出来。有些女孩似乎觉得那样可爱，有些则感到莫名其妙，有个说话刻薄的女的称那样“说话不够男人”。 但是跟苏珊度过头几个晚上后，他很少再重复那句话。这个青春逼人、双腿修长的女孩——她的肉体所带的，正是爱情的脉搏与节奏——留下来就不走了。 “嗨，苏珊，”他有一次说，“你知道吗？” “什么？” “你让我感觉平静。这样说也许听着没什么，可问题是我一辈子都想得到平静，别的谁都没能给我这种感觉。” “嗯，这当然是不错的好听话，戴维，”她说，“可是我想我还能说得更漂亮。” “怎么说？” “你让我觉得我知道自己是谁。” 在她父亲来看望她的那个下午，她尽量跟戴维解释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时，她感觉如何。他尽量安慰她，开导她。但没过多久，她抽身走开，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独自伤心，那阵沉默持续得有点太久，让他感觉不自在。 “你看，”他跟她说，“你干吗不给他写封信。你想的话，花三四天时间来写吧，写得好一点。然后你就能把整个这件事置之脑后。人们都是这样做的，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人们学会把事情置之脑后。” 一年半后，他们结婚了，是在一间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跟戴维当时工作的占地广阔的校园离得不远。他们住了一套宽敞的老式公寓，来访的人总是觉得那套公寓“有意思”，有一阵子，他们觉得除了乐于两人在一起外，其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没过多久，戴维开始为越南战争的爆发而担心得很厉害，而且一担心就是很久。他在课堂上愤怒地谈到这场战争；他帮忙散发请愿书，组织校园集会；有几次，他因为这场战争而独自喝闷酒，把自己灌醉，半夜两三点跌跌撞撞爬上床，还不清不楚地嘟囔什么话，直到他在苏珊睡觉所形成的一团暖意中沉沉睡去。 “你知道吗？”有天晚上他在厨房帮她刷碗时，他问她。“我觉得尤金·麦卡锡会是下半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英雄，他让肯尼迪兄弟显得让人恶心。”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开始抱怨他首先从来不喜欢学术生活。“教师们真的跟世界脱了节。”他端着一杯酒戏剧性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告诉她。她拿着缝纫篮子，蜷坐在沙发上，在缝补他一条裤子上绽线的地方。 “岂有此理，”他说，“我们读到世界上的事，也会谈论那些事，可是我们从来不是其中一员。我们被锁在某个地方，在一条铁路侧线上或者在云端。我们没有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我总觉得你是有行动的，”苏珊说。“你运用你的专业技能，跟别人分享你的知识，所以你帮助拓宽和丰富人们的头脑。那难道不是行动吗？” “啊，我不知道，”他说，他几乎准备偃旗息鼓，放弃整场讨论。贬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会动摇她尊敬他的基础。另外还有个想法更让人心里发凉：她说“那难道不是行动吗？”，可能是个暗示，指的是“行动”在戏剧上的意思[1]，似乎在特恩巴尔上的那么多节课，当他在教室前面边说话边走来走去，一次次短暂间隔之后又去看她——似乎那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应该会做的。 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直到他想到这也可能被认为是种表演：一个男人拿着一杯酒，在灯下闷闷不乐。所以他又起身走动起来。 “好吧，”他说，“可是你看。我四十三岁了。再过十年，我会趿拉着拖鞋，会看《默夫·格里芬节目》，会因为想让你赶快把爆米花拿来而爱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问题是，整个麦卡锡这件事很吸引我，我真的想加入进去——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哦，狗屁，宝贝，我想从政。” 后来几个星期里，他发出了许多封措词仔细的信件，紧张兮兮地打了好多电话。又联系上以前的熟人，因为这些人，又结识了新的人；在不同城市跟一些人见面，吃午饭，他们要么能帮助他，要么帮不了，他们经常对此秘而不宣，直到握手告别之时。 到了最后，在想为麦卡锡的竞选运动做点有用的工作都为时已晚时，戴维被聘请为一位名叫弗兰克·布莱迪的英俊而精力旺盛的民主党人撰写发言稿，布莱迪当时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中部州竞选州长，几份全国性刊物都赞赏过他的“魅力”。后来弗兰克·布莱迪竞选获胜，戴维被留在州长办公室，成了州长小圈子的一员。 “哦，不仅仅是写发言稿。”他们把自己的物品安置在州府单调的大城市郊区后，他跟妻子解释道，“发言稿还只是小意思，我多得多的时间，是花在这种事情上——嗯，比如编写立场文件，并随时更新。” “什么叫立场文件？”苏珊问。 “这个嘛，弗兰克得对所有问题都有现成理由得来的充分意见，例如越战、民权，这不用说，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农产品价格、劳资关系、环境等等那些。所以我做点研究——哦，办公室里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人员，让我写得容易——我打出来四五页纸，也就是弗兰克可以在几分钟内读完并且领会的，那就是他的——那就是他的立场文件，成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讨论到，他都会采取的立场。” “哦。”苏珊说。她一边听他说，一边认定他们的沙发和咖啡桌现在摆的位置显得不合适，也就是靠着这个陌生而比例奇怪的房间内远端那面墙。把它们搬到这儿，把这些椅子放到那边，也许能够再现他们以前那个“有趣的”地方让人感到愉快的秩序。可是她对自己的计划不抱很大希望：新的摆法很有可能也看着不对劲。“嗯，”她说，“我明白了，要么说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这意味着除了撰写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词——当然除了上电视脱口秀，那种时候，他只是嘴里嘟嘟囔囔，对电影明星咧着嘴笑——除了那一点，你还替他思考，对吗？” “哦，得了吧。”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做着手势，以表示她有多傻，大错特错。他希望他们不是坐在椅子上，因为如果他们是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把她揽到怀中。“宝贝，好了，你看，弗兰克·布莱迪没有任何背景却上来了，他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不欠谁什么。然后他掀起一场声势浩大、鼓舞人心的竞选运动，顺利当选州长。有几百万人信任他，相信他，视他为领袖。另一方面，我只是个雇员——他的助手之一，要么我想可以叫做特别顾问。我灌输话给他，真的就那么差劲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是吧。我是说那样也挺好，不错，你所说的一切；不过对了：我真的很累。现在我们可以上床睡觉吗？” 苏珊怀孕后，她挺高兴地发现自己喜欢这样。之前她听到好多女人说过怀孕，说那样就要忍受漫长的折磨，然而现在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只感到自己是在平和地成熟。她胃口不错，睡觉也好，几乎从来不紧张，快到生产时，她愿意承认自己喜欢在公众场合时素不相识的人对自己的礼遇。 “我几乎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她跟戴维说。“怀孕的确会让你变得迟钝一点，但是让你感觉——真的让你的身体感觉舒服。” “好，”他说，“我知道会这样的。你是个本色女孩。你所做的一切——很本色。我想那是我一直最喜欢你的一点。” 他们给女儿起名叫坎迪斯，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们一下子放弃了可以独处的时候，整天焦躁不安，一切都显得脆弱，感觉不对劲。可是他们都知道不能抱怨，所以想方设法鼓励和安慰对方，他们度过了难熬的最初几个月，未犯下什么错误。 一年几次，戴维去一个遥远的东部镇子看望他头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每次都过得不愉快。 那个男孩现在十六岁了，上高中，每科都不及格，而且好像无论怎样努力，也交不到朋友。他在家里，大多数时候不说话，躲着人，听到他妈妈委婉地建议“专业辅导”和“寻求帮助”就往后缩，只是在看到电视上最傻的笑话时，才会哈哈大笑。显然他很快就会离开家，去加入无定型的嬉皮士世界，在那里，脑子好不好不怎么要紧，友谊像爱一样，处处皆有。 那个女孩十二岁了，有前途得多，不过她可爱的脸上有大块大块不好的皮肤，好像永远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似乎无法停止思考关于失去的本质。 他们的妈妈，以前这个女孩曾让戴维·克拉克相信自己的生命本身维系于她（“这是真的，我是说真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莱斯利……”），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受到岁月摧残、心不在焉、又矮又胖、让人垂怜的乐呵呵的中年人。 他总是觉得自己闯进了陌生人的家里。这些人是谁？他一再问自己，看来看去。这些人按说跟我有关系吗？要么我跟他们有关系吗？这个可怜的男孩是谁？这个悲伤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这个动作笨拙的女人是谁？她干吗不收拾一下自己的衣服还有头发？ 他对他们微笑时，能感觉到嘴巴周围的细小肌肉和眼睛在每次微笑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跟他们一起吃晚饭时，也可以说他是在一间老而出名的自助餐厅里，为了方便而跟人共用一张餐桌，但餐桌上的每个人都埋头吃东西，彼此尊重不受打扰的需要。 “嗯，我是不会感到惊慌的，戴维，”他有次把前妻拉到一旁讨论他们的儿子时，她说。“这个问题一直有，我们只能在那种前提下处理这件事。” 探望快结束时，他开始数时间。三个钟头，两个钟头，哦，天哪，再过一个钟头——直到最后，他在街上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他自由了。那天夜里坐飞机横跨半个美国回来的一路上，他把干烤花生嚼得咯咯响，喝波旁威士忌，尽可能让自己什么都不想，并保持那样。 最后，凌晨三点钟他到家了，累得发抖。他把行李箱拎上自己家房子的台阶，拎进客厅，他在墙上摸索灯开关。他本来想踮着脚很快穿过那几个房间，上床睡觉，可是不仅没有那样做，而是不得不在明亮的灯光下站了好久，看来看去，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有了种感觉，就是之前从未见过这个地方。 谁在这儿住？他开始沿着黑黑的走廊走过去弄清楚。宝宝房间的门只是半掩着，里面不是很亮，可是他能看到高高的白色婴儿床。细细的栅栏之间，他能看到在爽身粉香味和好闻的尿味重重包围下有一处隆起的地方，几乎不占什么地方，但是似乎就在其静止中，也散发着能量。里面有个活人，很快就会长大，长成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他快步走进另外一个黑暗的房间，在里面，他只让来自走廊那边刚好够亮的灯光来指路。 “戴维？”苏珊半睡半醒中说，一边费力地在被子里翻了个身。“哦，你回来了我真高兴。” “是啊，”他跟她说，“哦，天哪，宝贝，我也是。” 在她的怀抱中，他发现自己的生命毕竟尚未结束。 苏珊发现这座州府城市几乎没有什么让人喜欢的：它绵延好几英里，不管你往哪儿看，它都根本不会真正像是一座城市。树很多——那样挺好——可是剩下的好像全是购物中心、加油站和外表光鲜的快餐连锁店。宝宝长大到可以坐轻便婴儿车时，她希望自己也许可以去探索市里的新地方，有更好的发现，但到头来也是白希望一场，就跟她希望戴维一开始没有为弗兰克·布莱迪工作一样。 一个暖和的下午，她探险得离家太远而有点辛苦。她推着婴儿车往回走，这时开始显得她也许没力气赶回来。还有三个街区就到了，可是在白天微微发亮的薄雾下，看样子好像有五六个乃至更多街区。她停下来休息，呼哧呼哧地喘气，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除了其跳动和让人极感害怕的它终有衰竭之时这一点外，还感受到了它的大致形状、重量以及感觉。坐在塑料座位上的宝宝扭过身子抬头用圆圆的眼睛问干吗要停下来，苏珊尽量用一个安慰性的微笑来回答她那种表情。 “我们没事儿，坎迪斯，”她说得似乎坎迪斯能听懂似的。“我们没事儿，马上就到家了。” 她终于走完那段距离，甚至爬上了楼梯，那是最艰难的。她把坎迪斯放到床上，把婴儿车折叠好收起来，然后躺到客厅的沙发上，直到自己的心脏恢复正常——直到心脏怦怦作响发出的威胁消退了，再次被身体所吸收，而怀孕那段时间，她的身体变得感觉多么好啊。 她还躺在沙发上，琢磨要不要打个盹时，戴维下班回来了。 “哇，”他说着一屁股坐到客厅里她对面的椅子上。“天哪，要说这可是上班辛苦的一天。我想跟你说，宝贝，这位是条母狗……” 她听着，或者说她看着他并努力听他说话时，苏珊想到的是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在她的建议下，他留起了短胡子，她每隔三星期左右帮他修一下，可是她拿不准要是早知道他的胡子是白色的，还会不会建议他那样做。另外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习惯他的新发型，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她认识他之后那么久的时间里，他的褐色直发中就一直有挺多一簇簇的灰色头发，她一直觉得挺吸引人，可是几个月前，他决定把头发留长，因为他不想成为州长办公室里唯一一个留着五十年代发型的人。现在灰色的头发远多于褐色的头发；后面的头发长得能遮住他的衬衫和外套的领子；两侧又长又多的头发能盖住他的耳朵，他往前倾身时，还会扫过他的脸颊；头发还垂到他的前额上，成为精心弄成却显得不整齐的刘海，就像女演员简·方达那样。 还不止呢：他的腿，仅仅几年前，她会用“瘦削”来形容，现在套上整洁的灰色法兰绒裤子，看上去让人想到他骑自行车时，肯定会在街上摇摇晃晃，从路这边骑到那边。 “……有时候，”他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小心揉着自己闭上的眼睑一边说，“有时候我希望弗兰克·布莱迪给我走开，消失。你想象不到在那家血汗工厂干活压力有多大。哎，给你倒杯酒？” “当然好，”她说，“谢谢。”她目送他走出客厅，进了厨房。她听到冰箱门不算重地砰的一声关上，然后是弄开一个冰格的声音，接下来的声音出乎意料而且让人害怕：爆发出响亮而放纵的大笑声，听着根本不像是戴维的。那声音持续了一阵又一阵，越来越高，变成了假声，他大口换气时，声音才降低了一点。他手里端了一杯颜色很深的兑水波旁威士忌——晃动着，咔嗒作响——他脚步不稳地走回客厅时，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宝贝，你看，”他一能开口就说。“我刚刚想到了一个报复弗兰克·布莱迪的完美办法。听着，用订书机——”可是他只说到这里，就忍不住又大笑起来。他恢复常态后，做了次深呼吸，露出严肃的表情，然后说：“用订书机把他的下嘴唇订到他的办公桌上。” 她挤出一点笑容，但是尚不足让他开心。 “哦，糟糕，”他说，脸上露出受伤的样子。“你不觉得好玩。” “我当然觉得好玩。你描述的时候，挺好玩的。” 后来他们就挨着坐在沙发上，他贪婪地大口大口喝自己手里拿的酒，似乎他一整天主要就是等着喝这种昂贵的优质威士忌。 “我也来点好吗？”她问。 “来点什么？” “你知道，一杯酒。” “哦，天哪，对不起。”他说着又冲去厨房。“对不起，亲爱的。我本来想给你倒一杯，可是我真的忘了，别的没什么。我上了年纪，变得心不在焉，别的没什么。” 她等着，一直面带微笑，同时希望他不要还想谈论他上了年纪。他还不到四十七岁呢。 还有一次，那是深夜时分，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邀请几个人来吃过饭之后在收拾东西，戴维带着醋意评论起一位客人，说他是个自高自大、毫无幽默感的年轻笨蛋。 “哦，我倒不会那样说，”苏珊说，“我觉得他挺好。” “哦，是啊，‘挺好’。对你来说，那个词几乎可以形容一切，不是嘛。嗯，我操，操他妈的‘挺好’。”他砰的一声关上门走到走廊上，看样子是想直接上床睡觉。有一两分钟，卧室里有很大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后来他又回到客厅浑身发抖地面对着她。“‘挺好’，”他说，“‘挺好’。你想要那样吗？你想让世界‘挺好’吗？因为听着，宝贝，听着，亲爱的。这个世界差不多好得像屎一样。这个世界是争斗、强奸、屈辱和死亡。这个世界他妈的极不适合一个从圣路易来的爱做梦的富家小女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回家吧，岂有此理。如果你想找到‘挺好’，你就得离开这儿，回家，回到你操蛋的爸爸那儿。’” 他站在那里朝她吼的时候，很多灰白的头发在他几乎被遮住、几乎给忘掉的脸庞周围抖动；看着他，像是看一个以疯老头儿模样出现的小孩子发脾气。 但是这样并未持续很久，很快就结束了，这时他惭愧地默默坐下，抱着他精心侍弄发型的脑袋。然后很快，他就开始哽噎着言辞卑下地道歉。“哦，天哪，苏珊，对不起。”他说，“我不知道我那样做是中了什么邪。” “没关系，”她告诉他。“我们只用——我们只用说彼此都放松一阵子吧。” 结果发现彼此放松几乎让人感到快乐。其中的温柔、从容以及克制，让他们两人可以躲开互相关注的热度，也从来没显得退缩，然而又让他们有感觉时，可以享受以前的那种亲近，所以相处得还可以。 又磕磕绊绊地过了两年，其中有平和的时候，有欣欣然的相伴，也有别的气恼以及拌嘴的时候，要么是沉默的时候，这一切，都好像定型到戴维所称的好婚姻。 “嗨，苏珊？”他会时不时问她，装得像个小男孩那样羞怯。“你觉得我们过得成吗？” “当然，”她会说。 他的国家撤出战争后不久——那场战争迫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戴维·克拉克想办法重操教书旧业，然后写了封辞职信给布莱迪州长，这一举动让他觉得“很棒”。他让妻子不用为将来操心。他解释说离开教室三年，只不过是个失误，不是个糟糕或者代价高昂的错误，也许是个他甚至可以从中获益的错误。他是个学校中人，以前他一直是个学校中人，也大概永远都会是。 “除非，”他说着突然显得腼腆，“除非你觉得这一切是种——退步还是怎么样。” “我干吗要那样想？” “我不知道。有时候难以看出来你在想什么。一直是这样。” “嗯，”她说，“我想对这一点，我也没办法，不是吗？” 他们都陷入沉默。那是个夏末时分温暖的下午，他们端着冰茶坐在那里，冰茶里的冰已经融化，味淡的茶水几乎全喝完了。 “哦，宝贝，听着——”他开口说道，他也伸过手抓紧她的大腿以加强效果，却又迟疑一下，抽回了手。“听着，”他又说，“我来告诉你吧：我们会没问题的。” 停顿了很久以后，她仔细看着自己那个暖起来的杯子，说：“不，我们不会的。” “嗯？” “我说不，我们不会。有很长时间了，我们都不算是没问题，我们现在也不是没问题，而且根本不会好转。如果让你感到吃惊，对不起，可是真的不应该，如果你像你以为的那样了解我，就不会感到吃惊了。结束了，如此而已。我要走了。我已把我们的东西收拾好，很可能就在这一两天内吧，就会把坎迪斯带去加利福尼亚。我今天晚上就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然后我的全家人都会知道。一旦每个人都知道了，我想就会让你更容易接受。” 戴维的脸上似乎变得血色全无，嘴里发干。“我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我还坐在这张椅子上。” “嗯，你很快就会相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他把空杯子放在地板上，很快站了起来，准备大吵大闹时，他总会那样做，可是这次他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仔细地看着她的脸，似乎想努力穿透表面，他说：“我的天哪，你说这话是当真的，不是吗？我真的已经失去了你，不是吗？你不再——不再爱我了。” “对，”她说，“一点不错，我不再爱你了。” “嗯，可是岂有此理，苏珊，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没有什么为什么。”她说，“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的为什么。大多数聪明的人不是都能明白吗？” 在圣路易市一处条件极佳的市郊居住区，有大片的草坪，宽敞而凉爽的房子在遮阳树的浓阴之下，爱德华·安德鲁斯独自坐在书房里，努力想完成一份医学刊物的约稿。他觉得大部分已经写得挺好，然而想不出怎样给最后几段来个漂亮的收尾，每次他尝试换种写法，都似乎写得更差。一再卡住，就是无法完成。 “埃德？”他妻子在走廊上问，“苏珊打来电话，她现在在州际公路上，她带着坎迪斯半个钟头后就到这儿。你要换身衣服还是怎么样？” 他当然要。他还要很快冲个热水澡，站在镜子面前郑重地把头发梳了再梳，直到把头发分得恰到好处，然后换上一件干净衬衫，袖口那里挽两次，还要换条干净的轻料子法兰绒裤子——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苏珊证明，六十三岁的他仍然可以既整洁，又精力充沛。 她到了后，在前面门厅那里，大家拥抱、亲吻——安德鲁斯博士的嘴唇扫过她一边耳朵凉凉的耳垂——然后是快乐地惊呼：自从上次外公、外婆见过之后，坎迪斯又长大了多少，变化有多大。 安德鲁斯博士独自在厨房准备酒时，有了个突兀而紧张的决定，那就是在把托盘端到客厅之前，他最好就在此时此地很快喝一杯。他再次纳闷起来他最亲的这个孩子，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在场时，是什么让他浑身发抖。首先，她总是那么沉着，那么能干。她这一辈子，也许永远不会做出什么无能或者不负责的事，除了浪费她的特恩巴尔大学学费那次——而既然想到这里，跟几百万别的小孩在那几年的行为相比，那件事根本没什么，那些小孩戴花，戴彩色长念珠，信奉让人糊涂的东方宗教，还有他们盲目追求嗑药导致的癫狂。也许说到底，应该感谢戴维·克拉克才是，因为他把她从那一切领开；可是不，那样说也不对，不能把功劳归于克拉克，因为那属于苏珊自己。她太聪明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漫无目标的人，就像她过于诚实，不能跟她不再爱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一样。 “你有什么打算，苏珊？”他把颜色清亮、里面咔嗒作响的一托盘酒杯端进客厅时，问道，“加利福尼亚是个有点大的地方，还有点吓人。” “吓人？你指的是什么？” “哦，这个嘛，我说不好，”他说，他现在随时愿意从任何事情上后退一步，如果那意味着可以避免吵架。“我只是说——你知道——从你在杂志上读到的还是什么来判断。我根本没什么真正的第一手经验。” 苏珊就解释说她在马文县那边有几个朋友——“在圣弗朗西斯科北边挺远”——所以她还会有熟人照应。她会找到住处，然后去找份工作。 “哪一种？”他问，“我是说，有什么你具体想做的吗？” “我还不是很清楚，”她说。“我很擅长带孩子，也许会去幼儿园或者日托中心工作，不行再去找别的。”她把腿盘起来，她那对小巧而漂亮的膝盖从那条好看的花呢裙下摆处露出来。他怀疑她是否半路在某个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换了身新衣服，好让这次回家时显得漂亮。 “嗯，亲爱的，”他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乐意尽我所能，以任何方式帮助你，要是你——” “不，不，爸爸，没关系。凭着戴维寄给我们的钱，我们可以过得不成问题。我们没事的。” 听到她叫“爸爸”真让人高兴，他让自己坐下来，往后靠着，没有说话，几乎放松下来。他甚至没去问他心里最想问的问题：“戴维怎么样，苏珊？他怎么对待这一切？” 他跟戴维·克拉克只见过和聊过几次——最早是在婚礼上，后来还有四五次——每次他都吃惊地发现自己喜欢他。有一次，他们试探着聊起了政治，直到戴维说：“嗯，博士，我想我一直是个同情心泛滥的自由派。”爱德华·安德鲁斯觉得那句话挺有意思——如果不提这句话也许指的是时事问题，那么还有其中的幽默感和自贬意味。他甚至想好了不再介意戴维比苏珊大二十岁，也不介意他在遥远的地方，另外还有个来自更早时期的家庭，因为那一切似乎都说明他不大可能再犯错误，他会把他中年的黄金时代奉献给他的第二次婚姻。最好的一点，似乎让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的，是这个腼腆、彬彬有礼、有时又带着迷迷糊糊样子的陌生人不管在哪次聚会上，都一直没法把眼光从苏珊身上移开。难道不是谁都能看出他爱她吗？在女婿身上，难道不是首先要看这一点吗？嗯，当然是，理所当然是。所以现在怎么样？那个可怜的家伙余生该怎么办？ 苏珊和她妈妈在聊家里的事。苏珊的三个妹妹现在都搬出去了，两个结了婚，关于大一点的女孩，也有些消息要交流。然后过了一阵子——似乎不可避免——她们聊起带孩子的话题。 阿格尼斯·安德鲁斯很快就六十岁了，有很多年，她不得不戴眼镜，眼镜片厚得难以看到她眼里的表情：你只能依靠微笑或者皱眉头或者她的嘴巴显得耐心却看不出什么表情的样子。她的丈夫不得不承认她的其他部位也在迅速老化。她一度茂密的头发除了理发师所挽救和精心打扮的，就没留下多少了；她的身体有些部位下垂，有些部分膨胀起来。她长得正如其人：一个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让人尖声而饥饿地叫着“妈妈”的人。 在几乎让人想不起来的很久以前，她曾是个穿戴整洁、性格活泼、热情得令人惊讶的年轻护士，她的肉体完全让他无法抵挡。唯一的小小阻碍，从他们第一夜在一起直到他向她求婚的那天夜里（“我爱你，阿格尼斯；哦，我爱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都可以轻易忽视的，唯一足能证明他的爱情的，就是他明知道有些人——例如他的妈妈——可能对他娶了个劳工阶层的女孩感到奇怪。 “……嗯，朱迪生得最容易，”她说。“我一直什么都不知道。我进了医院，他们把我麻醉了，我醒了就全结束了。她生了下来。我给注射了很多镇痛剂，所以感觉不要紧。有人给了我一包卜卜米。不，可是别的几个要困难得多，比如说你吧，生你生得不容易。不过我觉得还是你那几个妹妹最难生，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又老了一点吧……” 阿格尼斯很少一口气说这么久——有可能一整天过去，她会一句话都不说——然而这是她最喜欢的话题。她坐在那里身体前倾，前臂放在她的膝盖上，她扣在一起的两手这边歪一歪，那边歪一歪，以加强自己的语气。 “……你知道，帕尔默医生以为我昏迷不醒——他们都以为——可是麻醉的效力没到，我什么都感觉得到，他们说的每句话我都能听到。我听到帕尔默医生说：‘小心她的子宫，薄得像纸一样。’” “天哪，”苏珊说，“你不害怕吗？” 阿格尼斯疲惫地轻轻笑了一声，让她的眼镜片在正在转暗的下午光线下闪了一下。“嗯，”她说，“当你像我这样经历过那么多次后，我想你对害怕的事真的不会考虑多少。” 之前有人给坎迪斯拿了瓶姜汁汽水，里面还有粒樱桃，她过去站在那里望着朝西的窗户，几乎好像在试着估计到加利福尼亚有多远。“妈咪？”她转身叫道，“我们今天在这儿住还是怎么样？” “哦，不，亲爱的，”苏珊告诉她。“我们只能待一小会儿。我们还要开很远的车。” 又进了厨房后，爱德华·安德鲁斯弄开一个冰格，用的力气和发出的声音超出了必要，他希望能压制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怒火，他得转过身，用一只颤抖的手掌的根部用力抵着前额，就像一出悲剧中的某个蹩脚演员。 女孩啊，她们总是要气疯你吗？她们微笑的拒绝总让你陷入绝望，而她们欢迎的微笑总是导向更糟糕、更可怕的新方式来让你伤透心吗？你难道要永远听着她们其中之一吹嘘她的子宫壁有多么像纸一样薄，或者另外一个说“我们只能待一小会儿”吗？哦，我的天哪，一辈子时间，怎么够去了解女孩呢？ 过了一两分钟，他终于达到了一丝镇静。他把新倒的酒又端进客厅，几乎神色庄严，他决心在接下来的最后一小会儿，把内心的一切都压下来，保持平静，好让这几个女孩，这几个女人，都感觉不到他的痛苦。 半个钟头后，在暮色初起时，他们全都到了行车道上。坎迪斯坐在车上副驾驶的位置，拉上了安全带，苏珊掏出车钥匙拿在手里，准备好了，她在拥抱她的母亲。接着她走到父亲面前拥抱他，可是那真的根本没多少可以称得上是拥抱——而是像把人打发走时，不让人反感的一个姿态。 “开车小心点，亲爱的，”他凑近她芳香的黑色柔发说。“另外听着——” 她抽开身子，脸上带着愉快而专注的神情，可是不管他想让她知道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来，只是说：“听着，保持联系，好吗？” [1] “行动”（act）这个词也有“表演”的意思。 选拔赛 伊丽莎白·霍根·贝克喜欢告诉别人她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爱尔兰移民，她在大萧条那几年里，一直为西切斯特县的几份报纸写专题故事。她在位于新罗谢尔市的家里工作，可是每天都开着一辆锈迹斑斑、抖抖晃晃的A型福特车在路上跑。她开得又快又不小心，经常嘴角还叼着一根烟，烟雾让她眯上了眼睛。她长相漂亮，金发，健壮，结实，仍然年轻，发现什么荒唐事时，会发出响亮的笑声，而这根本不是她本来给自己安排的生活。 “你能弄明白吗？”她会问，通常是在晚上喝了几杯后。“自力更生，从农民出身奋斗出来，又上了大学，在一份郊区报纸干一份不起眼的破工作，因为当时觉得那样混上一两年挺不错，现在看看吧，你能弄明白吗？” 谁都弄不明白。她的朋友——她总是有佩服她的朋友——只能认可她真是时运不济。和她做的那种工作及其带给她的压抑、沉闷的环境相比，她真是太大材小用了。 早在二十年代，她还是个女孩，是新罗谢尔市一份《标准星报》的爱做白日梦的记者时，有一天，她从办公桌上抬头看到编辑部里有个高个子、样子腼腆的年轻人被人领来领去。那是报社的一位新员工，名叫休·贝克。“就在他走进来的那一刻，”她后来说过很多次，“我就想：我要嫁给这个人。”倒是没过多久，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两年后有了个女儿。很快一切都分崩离析，其中原因，伊丽莎白从来不愿多说。休·贝克独自搬到纽约，最后成了一份晚报的专题故事作者，经常因为编辑们所称的轻松笔触而受到赞扬，就连伊丽莎白也从未贬低这一点：好多年里，不管记恨不记恨，她总是说在她认识的男人中，只有休·贝克能真正让她哈哈大笑。但是现在她三十六岁了，一天即将结束的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只能回到在新罗谢尔的楼上公寓，假装跟孩子在一起很开心。 伊丽莎白自己开门进屋后，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厨房里的烤炉前干活，她叫埃德娜，她的衬裙总是露出裙子下摆至少一英寸。 “什么都好像挺好的，贝克太太，”埃德娜说。“南希已经吃过晚饭，我只是把这个用小火放在烤炉里，好让你准备好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我做了挺好的砂锅菜，很好吃。” “好，埃德娜，那样就好。”伊丽莎白脱下用旧了的开车用皮手套，这样做时，总是下意识做得动作夸张，如同一个骑兵军官骑了很久的马，下马后取掉护手手套那样。 她们进去看南希时，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上床睡觉：她穿着睡衣在睡房地板上玩，在没什么目标地玩游戏，比如把几个旧玩具仔细排成一队。她九岁了，会长得像她的爸爸一样个子高，肤色黝黑。最近，埃德娜把她的连脚睡衣的脚根部分剪了，好给她更多自由——她穿什么都嫌小——可是伊丽莎白觉得她脚踝处多出来的那个兜兜挺好玩；另外，她挺有把握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再穿那种睡衣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在门口问道。 “哦，还可以。”南希只是抬起头扫了一眼她的妈妈。“爸爸打电话了。” “哦？” “他说他下下个星期六要来看我，说他买了县中心上演的《潘赞斯海盗》的戏票。” “嗯，那挺好的，”伊丽莎白说，“不是吗？” 接着埃德娜弯着身子，双臂张开进了房间。南希急切地一骨碌起来，她们站在那里拥抱了好久。“那就明天见了，甜姐儿。”埃德娜贴着这个孩子的头发说。 在伊丽莎白眼里，经常觉得一天最好的时候，是她终于一个人时，她端着一杯酒蜷坐在沙发上，高跟鞋给踢掉倒在地毯上。也许像这样一种完全理应如此的平和感觉，是生活本身最好的一部分，让其他都可以忍受。但她总是尽量去看得足够清楚，不去哄弄自己——自欺是一种病啊——所以喝了两杯酒后，她愿意承认这种独自度过的夜晚事实上是怎么样：她在等待电话响。 几个月前，她认识了一个不拘礼节、精力充沛、偶尔让人眼前一亮的男人，名叫贾德·莱昂纳德。他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不大的公关公司，如果有谁把公共关系跟宣传混为一谈，他就会朝谁吼。他四十九岁，离过两次婚；他经常在野心、愤怒和酒精方面控制不力，伊丽莎白却爱上了他。她在他市里乱糟糟的住处过了三四个周末；有一次，他来过新罗谢尔这里，他们聊了好几个钟头，又是大笑，又是大叫，他就是在这张沙发上跟她亲热过。要他在第二天早晨南希醒之前离开时，他也乖乖听话了。 但是现在贾德·莱昂纳德几乎不再给她打电话，要么应该说在他说话连贯时，极少给她打电话，所以伊丽莎白开始一夜又一夜在这儿等。 电话终于响起来时，她正在沙发上打盹，刚刚决定让砂锅菜在炉子里干掉算了，她就在那里和衣而卧，管他的——但那不是贾德。 是露西·托尔斯，她的一个很欣赏她的朋友，那意味着至少要听一个钟头的破电话。 “……嗯，没问题，露西，”她说，“只用给我一秒钟时间让我打起精神，好吗？我刚才在打瞌睡。” “嗯，好吧，当然；对不起，我可以等。”露西比伊丽莎白大几岁，如果说自欺是一种病，她则是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她称自己“在房地产界”，那意味着她已经在本县好多家房地产公司工作过，可是她好像无法或者不愿意保住工作，经常很长时间闲着；她主要是靠她前夫每个月寄给她的钱生活。她有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儿和一个跟南希一样大的男孩。她在社交方面——应该说是社交方面的矫饰才是——还有一些毫无根据的雄心，伊丽莎白觉得挺蠢。但是露西性格好，又能安慰人，她们已经做了好多年朋友。 伊丽莎白又倒了一杯酒，然后疲惫地坐下来拿起电话。“好吧，”她说。“我现在没事了，露西。” “如果电话打得不是时候，对不起。”露西·托尔斯说，“但是问题是，我真的急着想告诉你我这个绝妙的主意。首先，你知不知道斯卡斯戴尔邮政路上那些房子？哦，我说的是斯卡斯戴尔，我知道，但那些房子没多少市场价值，因为是在邮政路上，你知道，所以大部分都用来出租，其中有一两座真的挺不错……” 主意是这样：如果伊丽莎白和露西把她们的资源凑到一起，就可以合伙租一座那样的房屋。露西觉得她已经完全选好了，不过当然伊丽莎白也得先去看看。会有足够的房间住下两家人，孩子们会每时每刻都喜欢那儿。省下来的钱，她们甚至请得起一个用人呢。 “哦，另外，”露西总结道，终于提到了实质的问题，“另外，我烦透了一个人过，伊丽莎白。你难道不是吗？” 那座房子挨着公路，即使在一九三五年，路上也早晚都有车来车往。房子本身样子巨大，在秋日下反着光。它是几种建筑风格和材料的杂烩：主要是仿都铎风格，但又有好几处是石头垒的墙，另外还有几面粉红色拉毛粉饰的墙，似乎建筑方案中有几个地方出了岔子，那些人不得不尽其所能收尾。租房中介承认也许看着不怎么样，但是那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也挺“紧凑”，以那样的租金，当然划算。 入住那天，露西·托尔斯和她的两个孩子先到。那个女孩爱丽丝——她下星期就要上初中了——想让一切都尽可能漂亮，所以帮了她妈妈很大忙，把旧家具挪来挪去，布置得新鲜而“有趣”，以适合那些房间。 “拉塞尔，你别碍我事，好吗？”她跟弟弟说，她弟弟在一个包装盒里发现了一个旧的橡皮球，正闷闷不乐地在地板上拍。“他老是碍我事，碍我事，”爱丽丝解释说，“就在我想要——呃！” “好吧。”露西·托尔斯生气地把头发往后一揽，露出前臂内侧，那里沾了一层家里的灰尘，上面有一道道干净的地方，已经干了，是上次洗手留下的。“亲爱的，你要是不跟我们一块儿干活，就最好出去，”她告诉儿子。“请吧。” 拉塞尔·托尔斯就把那个球塞进口袋，走过那条短短的野草横生、未经修剪的缓坡，走到公路边，无事可做，只是站在那儿看汽车。贝克家很快就会开着她们的旧福特车来，要么在她们搬家的小货车之前，要么是之后，他想好了让她们发现他在那儿也许会挺好，就像派驻在行车道上的一个彬彬有礼的哨兵。 拉塞尔在许多城镇住过，搬过很多次家，他一直不喜欢搬家，而这次新冒险是最没有什么指望的。自从他们都是六岁以来，他就偶尔被迫跟南希·贝克熟起来，可他一直躲着她，要么是她躲着他，因为他们都明白他们的妈妈才是朋友。现在，也许还有以后几年，南希的卧室和他的会在短短的同一条走廊上，只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会一起吃饭，很有可能在其他的时候，也不会跟别人玩在一起。他们已被安排在三年级不同的班里，校长说过这样安排“明智”，但即使这样，肯定还有别的难处。要是他带学校里的谁回来（如果说他真的能交上朋友，他现在还不愿意去考虑），南希也出现在这座房子里，会完全不可能解释清楚。 那辆A型车真的靠过来并抖晃着拐上行车道上时，贝克太太先下来，要拉塞尔一直在那儿等小货车开过来，因为她拿不准司机知不知道是哪座房子。接着南希下了车，过来跟他一起等，她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样子脏兮兮的小泰迪熊。她拿不准地微笑着，拉塞尔马上低头往地上看。贝克太太用脚踩熄一根香烟，费力地走向厨房门口时，他们两个显然都感兴趣地看着。 “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叫邮政路吗？”他问，一边眯着眼往路上远处看。“因为它一直通到波士顿。实际上应该叫波士顿邮政路，我想叫‘邮政’，是因为他们顺着这条路送邮件。” “哦，”南希说。“嗯，不，我原来不知道。”接着她把泰迪熊举起来说：“他叫乔治。从我四岁时，他就天天晚上陪我睡觉。” “哦，是吗？” 直到那辆小货车慢下来好拐弯时，拉塞尔才看到它。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用力挥手，可是司机没注意到，也不需要。 没过几周，南希·贝克就证明自己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她性格倔强、爱生气，还特别爱哭。她那件连脚睡衣被剪开的脚部样子滑稽，她有颗抢眼的门牙难看地叠在另一颗上面，长在一个相貌一般、讨人嫌的小女孩的嘴里倒挺合适。她死乞百赖地缠着爱丽丝·托尔斯，甚至在爱丽丝委婉地一次又一次不鼓励她那样做时还是如此。（“现在不行，南希，我跟你说过。我在忙着呢。”）尽管露西·托尔斯偶尔正式努力过和气一点，但是好像也一直对她感到灰心。“南希不是个很——吸引人的孩子，对吗？”她有次沉思着跟她的儿子说过一次。拉塞尔不需要更多证据来知道南希有多么差劲，反正已经够多了：她自己的妈妈也好像认为她不可理喻。 有几个早上，托尔斯一家人吃早餐时，得尴尬地坐着听那对母女关上门在楼上吵架的噪音。“南希！”伊丽莎白会叫道，带着跟她有时候背诵爱尔兰诗歌时同样做作的调子。“南希！我对这一会儿都受不了。”从头到尾，还传来南希带着哭腔的声音。会有一两声重击和摔上门的声音，然后是伊丽莎白一个人穿着高跟鞋走下楼时格登格登的响亮声音。 “有时候，”她有天早上走进餐厅，咬着牙拉长声音说，“有时候，我希望那个孩子沉到海底。”她把自己的椅子拖出来然后坐下，那种气势，足以说明她挺高兴那样说了，而且还会再说。“你们知道这次是为什么吗？是鞋带。” “您想来点什么吗，贝克太太？”那位黑人女用人问，她出现在这里，仍然会让大家感到吃惊。 “不了，谢谢，迈拉，没时间了。我只来点咖啡吧。我不喝咖啡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可不负责。嗯，一开始是鞋带，”伊丽莎白接着说，“她只有一条扁的和一条圆的鞋带，你们知道，她对那样去学校感到丢人。你们能想象吗？能想象出来吗？当美国有一半小孩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哦，那还只是开了个头。她然后又说她想念埃德娜。她想要埃德娜。所以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去新罗谢尔，去找到那个可怜的女人，把她带到这儿吗？再把她领回家里？另外，我想她现在在电子管厂上班——地方在哪儿，我完全找不到。” 伊丽莎白像喝药一样喝了咖啡，吃力地出门走到汽车那里。当时，爱丽丝和拉塞尔该去上学了，露西·托尔斯发现自己在卧室里有事要做。南希最后下来时，一个人都没看到，她什么都没吃，穿上外套，就急急忙忙从别人家的草坪之间走出去，穿过一道破损的栅栏，然后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郊区小路走到学校的那幢大楼，那里有位皱着眉头的老师会再给她记一次“迟到”。 但是现在拉塞尔·托尔斯还有更严重的麻烦，他发现自己作为家里的男性不足以应付，即便是象征性地。他身上毫无安静、自信及庄重可言。像南希一样，他也有可能可怕地发脾气、哭泣，甚至过程之中他就会感到羞愧。有天晚上他妈妈进了他的房间，说她要跟一个男人“去怀特普雷恩斯吃晚饭”时——那个人他以前只见过一次，是个大块头，秃头、红脸膛，叫过他“冠军”，他那时很可能就在楼梯脚听着，就要摇头称奇地知道了他是个多么离不开妈妈的男孩——拉塞尔把戏演足了。他装作瘫倒在地板上，似乎发脾气是种癫痫发作。接着他装作瘫倒在床上，他对自己的声音之尖厉也感到震惊。“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哦，求你了，”露西说，“求你了，拉塞尔。听着，听着，我会给你带回一件好东西，我保证，你醒了后就会发现，那会让你知道我回来了。” “……啊！噢！噢！……” “求你了，好了，拉塞尔。求你了……” 第二天早上他惭愧地醒来时，发现枕头旁边有个小小的、做工很好的填充玩具，是一只小羊——给婴儿或者女孩子玩的玩具。他把这件玩具拿到靠墙的那个木箱子那里，里面放满了所有那些他长大后不适合玩的玩具，他把这一件放进去，然后盖上盖子。他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一点不错，在这种时候，否认这一点似乎完全没用。 “你昨天夜里闹得真厉害。”当天晚些时候，南希跟他说。 “是啊。哎，我也听过你闹得很厉害。很多时候。” 他也许本可以加一句他甚至听到过哈里·斯奈德闹得很厉害，哈里比他们大一岁，可是哈里发脾气时，她没在场，所以很可能不相信，甚至根本不关心。 拉塞尔在学校还没有交上真正的朋友，他感到担心，可是哈里·斯奈德是隔壁的男孩，所以跟他轻松地形成了一种随便而聊胜于无的友谊。有一天，他们在哈里家的地下室蹲着专心玩很多锡兵，这时斯奈德太太来到楼梯前对着下面喊叫道：“拉塞尔，你现在得回家了。哈里得上来准备一下，因为我们都要开车去弗农山。” “噢，妈妈，现在？你是说现在？” “我当然指的是‘现在’。你爸爸一个钟头前就想走了。” 这时哈里发作了，迅速且毫不心疼地踢了三脚，把锡兵踢得乱飞，把他们整下午都在排的队型弄得七零八落，他像是个只有他一半岁数的人，又是嚎叫，又是甩胳膊，拉塞尔脸上带着怯怯的微笑尴尬地望向别处。 “哈里！”斯奈德太太叫道，“哈里，我要你马上停下来。听见了吗？” 但是直到她下来把他惨兮兮地领上楼后过了很久，他才停下来；拉塞尔溜出去回家时，还能听到隔着草坪传过来的可怕声音。 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哈里哭，是因为他想让他妈妈别管他，拉塞尔哭，是他不想让他妈妈不管他，对于一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的定义，就在于此。 有些冬天的夜晚，伊丽莎白会把打字机搬到客厅，专心致志干几个钟头的活，苦心撰写她给报纸写的专题文章，要么尝试写更有分量的东西，也许可以拿去给杂志发表。她写作时，像个速记员一样坐得笔直，背部绝对不碰椅背，她戴着牛角框眼镜。有时她的一绺漂亮的金发会散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她会不耐烦地用手指拨到后面——同时手指还经常夹着一根点着的短短的香烟。她的打字机一侧，总放着个满当当的烟灰缸，另一侧，在供纸盒的旁边，一大块牛奶巧克力给小心掰开，并用撕开的包装纸包着放在那里，那种好时巧克力将近五角钱一条，不过大家都知道那块巧克力并不是谁都可以吃，那是伊丽莎白不喝酒时所需要的能量。 打字中间有很久的间隔，这时她会拿着一枝铅笔趴着修改打好的那几页，后来打破安静的，只是邮政路上偶尔有辆小汽车在轧实的冰雪路上开过时，轮胎上松脱的链条抽打挡泥板下缘发出的啪啦啪啦的声响。在一个暴风雪之夜这样的平静中，电话响了，似乎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 “我接！”爱丽丝·托尔斯叫着急切地冲过去，那是因为她渴望展开自己的初中生社交生活，然而后来她转过身子说，“找您的，贝克太太。”他们都听着伊丽莎白对着电话又是嘀嘀咕咕，又是哈哈大笑，那样子，只可能意味着电话那头是个男的。 “我的天，”挂上电话后，她告诉露西，“我看贾德·莱昂纳德是疯掉了。他这会儿在哈茨戴尔火车站，说他再过十分钟就会搭的士过来。你能想象到有谁会在这样一个夜晚大老远过来吗？”但是她犹犹豫豫地又走到上面堆得乱七八糟的工作台前，然后转身取下眼镜，她掩饰不住自己害羞而愉快的神情，那一下子把她变成了一个年轻女孩。“嗯，天哪，露西，我的头发还好吗？”她说，“我的衣服还好吗？你觉得我有时间洗一下，换身衣服吗？” 贾德·莱昂纳德来时，带着一阵阵笑声，还在前厅处用力把雪跺掉。他在市内穿的薄薄的皮鞋不习惯沾上这种东西，就连他身上昂贵的大衣都看着可怜，但是他得意洋洋地展示了一个上面沾有雪花的沉甸甸的纸袋，里面有烈酒瓶子磕碰的声音。他在露西·托尔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以证明他听说过她是个多么好的人，他对孩子们也不失关心，跟他们解释他是个老而无用的码字儿的，是南希妈妈的好朋友。 那天夜里大家都待得挺晚。一开始好像主要是露西在说话，讲西切斯特县的趣闻轶事；然后伊丽莎白热情洋溢地就共产主义说了很久，贾德·莱昂纳德马上附和她。尽管他是在私有企业谋生，他说，他也会乐于看到私有企业化为乌有，如果那意味着人性也许不会被摧毁。这是个不可避免会带来变化的时代，傻瓜才看不出这一点。孩子们上楼睡觉后过了很久，他抑扬有致、雷鸣般的声音还是充满了这座被雪所困的房子。孩子们尽量久地听着，也不管能不能听得懂，直到在那个说话声音的节奏中进入梦乡。 第二天下午雪停后，伊丽莎白和贾德悄悄坐的士走了，去哈茨戴尔车站。他们一起坐车去纽约时，贾德说：“你的室友是个白痴。给她三杯酒，她就只想谈论游园会。” “哦，露西挺不错，”伊丽莎白说，“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她。另外，这样安排不错，一起住那座房子。适合我。” “哈，好玩的爱尔兰裔斯卡斯戴尔小布尔什维克，”他怜爱地说，一边用胳膊搂住她。“事实上你比她聪明不到哪儿去，你知道吗？” 到伊丽莎白离开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时，露西推测她是跟贾德在纽约待一阵子，坐交通车去新罗谢尔上班，天天晚上回纽约。可是她说一下她的打算岂不是做事周到一些？她甚至也不跟南希说，那不是有点欠考虑吗？ 拉塞尔·托尔斯感到惊奇的是，南希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在哪儿，根本没有显得担心得要命——事实上，显得根本不在乎。有一天，当时伊丽莎白已经走了一个星期或者更久，拉塞尔在南希房间开着的门口逗留着，看她趴在地板上用自己的彩色铅笔在从学校拿回来的美术卡纸上画画。 最后他说：“有你妈妈的消息吗？” “没有，”她说。 “知不知道她在哪儿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他知道下个问题也许挺容易就让他在她眼里成了个傻瓜，但他还是忍不住。“你担心吗？” 南希抬起头，坦然而又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不，”她说，“我知道她会回来的。她总是会回来。” 这话让人感觉不一般。拉塞尔懒懒散散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时，他知道这种态度，正是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需要的。可是他坐在床上考虑这件事时，他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尝试把自己跟印在燕麦片盒背面的运动员相比一样遥不可及。他是个爱担心、皮包骨头的小孩子，从来都表现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小很多，任何人只要打开他的玩具箱的盖子，就会发现令人反感的证据。 几天后的夜里，电话又响起来时，还是爱丽丝·托尔斯先接的电话。“哦，当然可以，”她说，然后又说，“找你的，南希，你妈妈。” 南希站在那里接电话，背对着托尔斯一家。一开始说了声“嗨”之后，就听不清楚她说什么；后来她不出声了，在听，肩膀耸得高高的，显得不自然。最后，她转过身伸手把电话递给露西，露西很快接过去。 “哎，伊丽莎白。你没事吗？我们都有点——担心你。” “露西，我需要我的孩子，”伊丽莎白说话又带上了背诵爱尔兰诗歌时的那种老调子。“我想让你今天晚上把我的孩子送来。” “哦，这个嘛，哎，首先呢，末班火车很可能已经开走了几个钟头，另外，我——” “末班火车从那边十点半还是什么时候开，”伊丽莎白说。“贾德查过时刻表。南希有足够时间做准备。” “嗯，可是伊丽莎白，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她以前有没有一个人坐过火车？而且是在晚上？” “哦，胡说。坐车才四十分钟，我和贾德会去接她，要么至少我会。南希知道的，我已经跟她说过。她下火车后，只用跟着别人一起走。” 露西犹豫了一下。“嗯，”她说，“我想如果你能保证在那儿，等她——” “‘保证’？我应该‘保证’吗？向你？就这件事情？你开始让我感到烦了，露西。” 拉塞尔觉得他妈妈挂上电话后，显得受伤和不知所措，还有点愚蠢。可是她很快就恢复过来，从那时起，她什么都没做错。她让南希上楼换衣服，收拾东西，所用的语气挺好地既体现了权威，又带着爱意。然后她打电话去车站叫辆的士，解释说有个九岁的小女孩会一个人走，问司机可不可以保证她安全上火车。 南希换了身衣服，穿着冬天的大衣，拎着她过夜的行李下楼时，露西·托尔斯说：“哦，好，你看着挺不错，亲爱的。”拉塞尔不能肯定，可觉得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他妈妈叫南希“亲爱的”。 “哦，等一下。”南希说，“我忘了。”她又跑上楼，拿着她那个脏兮兮的泰迪熊下来。 “哦，这个嘛，当然要了，”露西说，“我跟你说我们会怎么做。”她把那个小小的行李箱放到自己的大腿上，打开扣钩。“我们把这个打开，把乔治放在最上面，这样你就会始终清楚地知道他在哪儿。”最好的一点——南希羞涩的笑容完全确认了这一点——那就是露西居然记得那只泰迪熊的名字。 “现在，”露西边说边忙着找自己的钱包。“我们来看看钱的事。除了你买车票的钱，我只有一美元半，不过我肯定够了。你妈妈会在中央大火车站等，所以并不是真的需要花钱。你去过中央大火车站，不是吗？” “对。” “嗯，问题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只用跟着别人一块儿走。会有一个长长的站台，然后是一道长长的缓坡上去；你出去就到了站上，你妈妈会在那儿等。” “好吧。” 这时行车道上传来的士的喇叭声，托尔斯家的三个成员都出来了，踩着有一层滑溜溜硬壳的积雪，在刺骨的寒风中送别南希。 她一去就足足一个星期，也没打电话回来。她不知怎么从哈茨戴尔火车站自己打的回来后（这件事本身，拉塞尔根本没把握自己会知道怎么做），关于她那一趟，她没有讲太多。 “你在市里过得好吗，南希？”晚饭时，那位女用人轻手轻脚地在餐桌边走来走去，端上一盘盘意式细面条和肉酱，这时露西·托尔斯问。 “大部分时候都冷，”南希说。“有一天够暖和了，可以上去坐在楼顶，我就那样做了，可是我在上面才待了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身上就落了一层烟灰。我的手上、脸上、衣服上，哪儿都有。黑色的。” “嗯，没错。”露西说，一边用叉子卷了太大一团意大利式细面条。“嗯，纽约的空气确实变得——很脏。” 哈里·斯奈德那次因为锡兵而生气的事一直没人提过，可是其长期后果，好像是让他只要拉塞尔在场，都会有点容易发怒。他变得让人难以取悦，爱找别人的碴，很多时候这儿站站，那儿看看，拇指插在灯芯绒短裤的腰带间。 “你那里面装了什么？”有天下午在拉塞尔的房间里，他示意那个玩具箱问。 “没什么，只是我妈妈还没扔掉的旧东西。” 可是那没能阻止哈里过去打开看。“乖乖，”他说，“你喜欢这种玩意儿？你玩这种玩意儿？” “当然不。”拉塞尔说，“我跟你说过，这些只是我妈妈还没来得及扔——” “那你干吗不自己扔了，如果你不喜欢？呃？你干吗一定要等你妈妈去扔？” 话不投机，只能马上让哈里出去，可是根本没办法让他下楼到外面，因为他好像觉得在南希的门口站一会儿往里面看更有意思。 “你在干吗，南希？”他问她。 “没什么，只是把我的节目单收起来。” “你的什么？” “这些，你看，节目单。我跟我爸爸已经看过吉尔伯特和萨利文创作的五场不同的轻歌剧，我总是把节目单存起来。下一场我要去看《米卡多》。” “麦克什么？” “指的是日本天皇。”她解释道，“应该是很不错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是《潘赞斯的海盗》，我觉得我爸爸也是最喜欢那部。他把这歌剧所有的散页乐谱都送给了我，整部乐谱哟。” 拉塞尔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么健谈而且兴奋，除了她从学校领回一个女孩那次。就算在那种时候，她们的对话能听见的很少，似乎主要都是控制不住地咯咯笑。这会儿，她在尽她所能总结剧本，注意不要在任何方面说得过多，以免影响哈里对整体的理解。她在那番独白刚开始时，向这两个男孩做过一个不明显的欢迎动作，很快，他们就实际上占据了她的房间：哈里坐在唯一一张椅子上，把一摞戏院节目表放在他的大腿上，拉塞尔站在窗边，拇指插在腰带间。 “……我觉得最好的，”她在说，“最好的是一个警察的角色。他动作僵硬。”她踱了几步又转过身，以表现出那种僵硬特点。“他很棒，唱了首很好听的歌。” 她拿起那份歌谱，试着带点伦敦腔用男低音唱，努了很大力忍住不笑。 当一个人没在忙于他的份内事 ——他的份内事 “哦，我忘了跟你们说，”她说，一边用手紧张地把自己的头发弄平。“你们知道，舞台上有整整一个合唱团，他们总是开口唱，重复每一句的结尾，就像这样”： ——他的份内事 也没在谋划他邪恶的小计谋 ——小计谋 他对单纯快乐的享乐之心 ——享乐之心 不亚于任何一个诚实人的 ——诚实人的 我们费力压抑的感情 ——压抑的感情 当警察的职责即将完成 ——即将完成 啊，考虑了一样又一样—— 哈里·斯奈德脸上表情扭曲，发出一声缓慢而响亮的呕吐声，好像这是他所听过的最糟糕、最让人恶心的歌，另外为了模仿呕吐，他把所有那些戏剧节目单撒了一地。那样做，让拉塞尔发出一声紧张的笑声，使他成了个同谋。接着房间内一片沉默。 南希脸上惊讶和受伤的样子只持续了几秒钟，接着就勃然大怒。迟一点她有可能哭，可是当然当时没哭。“好吧，滚。”她说，“给我滚出去。你们两个都是。马上。” 他们只能像小丑一样发狂地跌跌撞撞出去，相互推搡着，做着鬼脸，使得这像是一场假撒退，以此来嘲笑她发火了。她重重地在他们身后关上门，力气大得让走廊天花板上掉下了漆片。那天下午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在后院胡闹，互相躲避着眼神，直到哈里该回家了。 伊丽莎白最后回来时，她的样子“很糟糕”——露西是这样跟爱丽丝说的。 “那你觉得是彻底结束了吗？”爱丽丝问。“跟贾德？”她开始依赖她妈妈来解释大人的行为，因为也没有别的人可以问，但并非总是有收获：上个月，九年级有个女生因为怀孕而退学，露西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感，使得不可能有任何解释。 “哦，这个嘛，我可不知道。”露西这时说，“我希望你不会问起私人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这真的不关我们的——” “私人问题？我干吗要那么做？” “哦，这个嘛，亲爱的，只不过是你一向这么爱打听别人的私事。” 爱丽丝露出受伤的样子，最近这种表情出现在她脸上，比她的妈妈或者她的弟弟都更频繁。 大多数时候，托尔斯一家都躲着伊丽莎白，南希也是；就像家里多了个陌生人。伊丽莎白穿着高跟鞋脚步沉重地下楼，站在前面的窗户那里盯着邮政路，似乎陷入沉思。不论给她端上什么菜她都挑剔，晚饭后，她不耐烦地翻了很多杂志，一边喝很多酒，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让每个人都感觉多么不自在。 后来有天夜里，孩子们都上床睡觉后，伊丽莎白把《新共和》杂志扔到一旁说：“露西，我看这样不行。对不起，因为以前的确像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想我们都应该开始另外找地方住了。” 露西感到震惊。“嗯，可我们是签了两年的房租协议啊。” “哦，好了吧。我以前毁过约，你也是，人们一天到晚都毁约。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很合适这样住，如此而已，孩子们也不喜欢，所以我们就算了吧。” 露西的感觉，是好像一个男的要离开她。有一小会儿，她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哭——她知道为这种事哭就太可笑了——她迟疑地说：“那你是要搬到市里吗？跟贾德？” “哦，天哪，不。”伊丽莎白站起身，开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那个大嘴巴，那个傲慢、装模作样、酗酒的狗娘养的——不管怎么样，他跟我分手了。”她刺耳地笑了一声。“你应该看看他是怎样跟我分手的。你应该听一听。不，我要去找像我以前住过的那种，也许更好点，在那里，我可以安安静静的，去做——一个人去做我的事情。” “嗯，伊丽莎白，我希望你会考虑一下。我知道你今年冬天过得不容易，可是这真的好像不公平——哦，你看：等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再决定吧，因为你在这儿住也有好处，或者说可能有，再说，我们是朋友。” 伊丽莎白让“朋友”这个词在空中悬了一会儿，似乎是要检查一下。 “嗯，”露西说着，又对那个词做了限定，“我是说我们当然有很多共同点，我们——” “不，我们没有。”伊丽莎白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残忍，那是露西以前从未见过的。“我们根本没什么共同点。我是个共产党员，而你很可能会投阿尔弗·兰登[1]的票。我一辈子都在工作，而你几乎从来没动过一根手指。我从来根本不赞成付赡养费，你却是靠赡养费生活。” 这样，露西·托尔斯别无可做，只有不出声地傲然走出客厅，走上楼梯，上床，等着自己忍不住一阵阵抽泣起来。可是还没有那样，她就睡着了，很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也喝了不少酒。 后来就到了早春季节。他们在同一屋檐下住了有半年了，现在随时会结束。这件事没有多讨论，可是在每个人眼里，那些日子都带上了最后的时光的特点。 这座房子的一侧，即跟哈里·斯奈德家相反的那侧有块空地，是个玩战争游戏的好剧场：有些野草高得能藏住人，有几条小路和几块开阔地——表面都是踩实了的土面——适合演出步兵战斗。有天下午，拉塞尔一个人在那片地方瞎玩，也许因为那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可以那样玩，不过没有哈里参加，也没多大意思。他正往家里走时，发现南希在后面走廊上看着他。 “你在那儿干吗？”她问他。 “没什么。” “看上去你在转着圈子走路，自言自语。” “哦，我是。”他扮了个鬼脸说，“我总是那样做。难道大家不都是那样吗？” 让他如释重负的是，她好像觉得那样好玩，甚至赏给他愉快的轻声一笑。 很快，他们就一起溜达到那块空地上，他指给她看最近军事行动的几处地标。这是那一丛野草，哈里·斯奈德曾在此藏了个机关枪火力点；这儿是那条小路，拉塞尔曾经率领一群幽灵巡逻，刚一开火，他就正好被击中胸膛。 为了重现那一幕，他在中枪后摇摇晃晃往后退，然后歪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你要是胸口那样中了一枪，就没什么办法了。”他一边起来拂掉身上的灰尘一边解释。“但是最糟糕的，是你肚子上挨了一颗手榴弹时。”这让他再次表演痛苦，并且四肢摊开躺在地上。 他为她表演死了第三次后，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很喜欢倒下，不是吗，”她说。 “呃？” “嗯，我是说对你来说，最好的就是被打死，不是吗？” “不。”他不服气地说，因为她的语气暗示这种倾向有种不健康因素。“不，我只是——我不知道。” 那有点让人扫兴，尽管他们走回那座房子时，关系仍然挺好；但不可否认，有一小会儿，他们当了一会儿伙伴。 就凭这一点，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拉塞尔从后面走廊那里脚步沉重地走进屋，有重要的话要跟她说。 她先到家，靠着客厅沙发的垫子坐着，盯着窗外，中指缠绕着自己的一绺黑色头发。 “嗨，”他说，“有件事挺滑稽。你认识你们班那个块头很大的家伙吗？卡尔·舒梅克？” “当然，”她说，“我认识他。” “嗯，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卡尔·舒梅克和另外两个人在操场上，他把我叫过去。他说：‘嗨，托尔斯，你想参加选拔赛吗？’” “我说：‘什么选拔赛？’” “他说：‘人类选拔赛。可是我最好先警告你，他们不让娘娘腔的参加。’” “我说：‘谁是娘娘腔啊？’” “他就说：‘你不就是吗？我听说你是，所以我要警告你。’” “我就说：‘哎，舒梅克，去警告别人好吗？’我说，‘你要是想警告谁，最好还是继续找人吧。’” 这样重现一段对话挺精确，南希似乎听得有兴趣。可是最后一句有种不确定的感觉，像是留下了一种可能，也就是等他回到学校时，也许还会有麻烦。“那样说完后，他们只是可以说笑了笑就走开了，舒梅克和另外两个人。我觉得他们不会再纠缠我，可是我是说整个这件事都很有点——有点古怪。” 他这时纳闷自己干吗要跟她说这个，而不是讨论别的事。看她坐在沙发那儿，在下午的光线中，他看得出等她长大和变得漂亮后，很可能会是什么样。 “说他听说过你是个娘娘腔，呃？”她说。 “嗯，他是那么说的，听说过，可是我想我——” 她久久盯着他，让人来气，也带着狡黠。“嗯，”她说，“我想知道他究竟是从哪儿听说的。” 拉塞尔瞪大眼睛，对她的背叛行为感到震惊，他在地毯上慢慢往后退，两个拇指也从皮带间抽了出来。就在他到门口之前，他看到她脸上的狡黠变成了害怕，可是已经太晚了：他们都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根本无法阻止他。 在楼梯脚，他叫道：“妈妈？妈妈？” “怎么了，亲爱的？”露西·托尔斯出现在楼梯口，带着担心的样子，穿着她所称的她的下午茶衣服。 “南希跟卡尔·舒梅克说我是个娘娘腔，舒梅克又跟别的很多人说过，现在每个人都在说，这是谎话，这是谎话。” 露西的神色端庄，跟她穿的喝下午茶衣服相配。“哦，”她说，“好吧，我们可以在午饭时讨论这件事。” 伊丽莎白从来不回家吃午饭，爱丽丝在初中的自助食堂吃，所以餐桌上只有三个人：一边是拉塞尔和他妈妈，一边是南希。没人能分担一点露西缓慢、感情强烈、无情的声音中所具有的力量。 “我对你所做的事感到吃惊，南希，让我感到很苦恼。一个人不应该做这种事，不应该在朋友背后散布恶意的闲话和谎言。这就像偷东西、骗人那样糟糕，让人恶心。哦，我想有些人是会那样做，可是我不想跟那种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也不想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也永远不想让自己有这种朋友。你明白我的话吗，南希？” 女用人端着他们的盘子进来了——今天会有小份的牛肉、土豆泥和豌豆——她没有马上走，而是在回厨房之前，暗带责备地看了露西一眼。她以前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家庭工作过，也不想再有这种经历。一个挺好的女士，一个疯了的女士，三个样子悲哀的小孩：这算什么一家人？好了，极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她已经让职业介绍所给她找份新工作——可是同时呢，应该有人让那个疯女士闭上嘴巴，免得她把那个小女孩骂死。 “拉塞尔是你的朋友，南希，”露西·托尔斯说，“你跟他在同一个家里。你在学校背着他散布关于他的恶意谎言时，可是害人不浅啊。哦，我敢说你是知道的，一开始你就知道。可是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我。因为你知道吗，南希？是我找到了这座房子，我让你的妈妈一起来住，所以我们都能住在一起。是我一直希望了又希望我们在这儿，生活中会有一点点平静与和谐——是的，即使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之后，我还是继续希望。所以你看，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拉塞尔，南希，还有我，还有我。你深深伤害了我，南希……” 还有更多的话，然后正好到拉塞尔知道会结束的地方结束了。这番责备从头到尾，南希坐在那里没出声，绷着脸，垂着眼睛——她甚至还做到吃了点东西，似乎想显得她不在乎——可是到最后，她的嘴巴合不住了。她的嘴唇也说明了问题，抽动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后来张开了，固定为一个绝望的样子，中间还有两粒嚼了一半的豌豆，她哭得可怜，但又没有发出声音。 那天下午他们上学都迟到了，尽管南希先出发，至少先走了一百码。拉塞尔从别人家的草坪之间走出去，穿过那道破损的栅栏，然后沿着那条拐得不算急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他只是偶尔能看到她远远在前面，一个高个、瘦削的女孩，走路的样子显得她不止九岁。她会长大，变得漂亮；她会结婚，有自己的男孩和女孩；所以如果担心她会一直记着拉塞尔·托尔斯今天对她所做的一切，也许是件又蠢又有点女孩子气的事。不过，现在不可能知道她以后究竟会不会忘了这件事。 “嗯，我看没什么理由再拖了。”伊丽莎白第二天说，一边把两个收拾好的行李箱放在客厅地板上。“我和南希会去怀特普雷恩斯找家旅馆待几天，然后等我们在哪儿安顿下来，我会让人回来拿其余的东西。”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露西冷冷地说。 “哦，得了，我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对了，你看，我给你多留一个月房租，好吗？”她拿着支票本去她以前的工作台坐了一下，潦草地写了张支票。“好了，”写完后她说，“那应该可以弥补痛苦了。”她和南希拿着她们的行李去A型车那边。 托尔斯一家人没有一个去前面的窗口挥手道别，不过也没关系，因为贝克母女两人都没有回头看。 “知道吗？”她和南希在邮政路上往北开去时，伊丽莎白说。“事实上我负担不了那张支票。它不会无效的，但是会让我们过上一个月的紧日子。话说回来，也许有时候，你得拿钱让自己脱身，无论能不能负担得起。” 又开了一英里左右，她把目光从路上挪开，看了一眼南希严肃的侧脸，她说：“噢，天哪，我们甚至不能在这辆车上笑两声？你干吗不给我唱一段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歌什么的？” 南希给了她一个羞怯的笑容，一现即逝，然后又转过脸。伊丽莎白慢慢把右手的手套摘下来。她伸手经过女儿的膝部，抓住了她右侧的大腿，让她凑过来一点，小心不让她小小的膝盖碰到抖动的换挡杆。她让孩子的大腿紧紧贴着她自己的，贴了很久；然后她用在车上噪音中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轻轻说：“听着，都会没事的，亲爱的，都会没事的。” [1] 阿尔弗·兰登（1887—1987），美国政治家，曾任堪萨斯州州长（1933—1937年），1936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失败。 恋爱中的骗子 沃伦·马修斯跟他妻子和两岁的女儿搬来伦敦住时，担心过人们也许会纳闷他怎么无所事事。说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没多大用，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英国人会一脸茫然或者配合地微笑，直到他解释一番，但甚至到那时，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干吗要跟他们说什么，”他的妻子会说，“关他们什么事？那么多靠私人收入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又怎么样？”然后她继续在炉子或者水池或者熨衣板上干活，或者继续有节奏而动作优美地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棕色秀发。 她是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女孩，名叫卡罗尔，经常说自己结婚时太年轻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缺少人情味；你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一去好多英里，都看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冬天来了，也带来了刺鼻的含硫磺的雾，把一切都染成了黄色，还从关着的窗户和门渗进来，留在你的房间里，让你眯起来还流眼泪的眼睛更加难受。 另外，她和沃伦关系不融洽已经有好久了。他们可能都希望过搬到英国这一险举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现在难以回想起他们是否那样希望过。他们吵架并不多——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还有整天整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说，“对不起……” 那套地下室房子是他们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房东是卡罗尔的英国籍姑妈朱迪思——一位举止文雅的寡妇，七十岁，独自住在楼上的公寓里，经常慈爱地跟他们说他们有多么“可爱”。她也非常可爱。唯一的不便——事先就认真商量过——是朱迪思需要使用他们的浴缸，因为她自己住的那里没有。她会早上不好意思地敲他们的门，进来，满脸带笑，嘴里不住地道歉，身上裹着一件长度及地的豪华浴袍。后来，她洗完澡出来，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张漂亮的老人脸就像小孩子的一样，红扑扑、粉嫩嫩的，她会慢慢走进前面的房间，有时会逗留一会儿聊聊天，有时不停。有一次，她把手放在通向走廊的门把手上又停下脚步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开始这样安排住的时候，在我同意把这层分租出去时，我记得我在想，哦，要是我不喜欢他们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这么棒，因为我对你们两个真的都特别喜欢。” 他们设法愉快而诚挚地回应了几句；她走后，沃伦说：“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挺好。”卡罗尔坐在地毯上，一边在努力把他们女儿的脚后跟塞进一只红色橡胶靴子。“别动，宝贝，”她说，“让妈妈省点事，好吗？” 工作日的每天，这个小女孩，凯西，去附近一家托儿所，名叫彼得·潘俱乐部。原来的想法是，这样能把卡罗尔解放出来，让她可以在伦敦工作，以便在富布赖特奖学金收入之外贴补家用，但是后来发现有条法律禁止英国雇主聘请外国人，除非能证明这个外国人能够提供英国申请人缺乏的某种技能，卡罗尔根本不能指望能证明类似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继续让凯西去那家托儿所，因为她好像喜欢去，而且——尽管两位父母都没有明明白白说出来——因为让她整天不在家也不错。 这个特别的早上，卡罗尔想到即将可以跟她的丈夫单独在一起而心里挺高兴：她昨天夜里已经下了决心，就在这天，她要宣布自己决定离开他。事到如今，他肯定也会认可事情不对劲。她会把孩子带回家，回到纽约；等她们安顿下来，她会去找份工作——秘书或者接待员之类——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写信保持联系，等到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生活的一年结束后，他们可以——嗯，他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到时间再讨论吧。 在凯西说着话、紧紧拉着她的手去彼得·潘俱乐部的一路上，以及一个人更快地一路走回来时，卡罗尔都在尽量刚好没出声地演习她要说的话；可是到了那时，却发现那一幕比她担心的容易得多。沃伦根本没有显得很吃惊——至少程度上没有达到也许会挑战或者削弱她的说法。 “好吧，”他一直沮丧地说，也没有正视她。“好吧……”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个麻烦的问题。“我们怎么跟朱迪思说？” “嗯，对，那点我也想到了。”她说，“如果跟她说实话，会很难堪的。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家里有人生病，只好回家？” “嗯，可是你的家里人就是她的家里人啊。” “哦，傻话。我爸爸是她弟弟，可是已经去世了。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不管怎么样，我爸跟我妈天晓得早就离婚多久了。没有别的途径——你知道——联系途径什么的，她永远都不可能发现。” 沃伦考虑了一下。“好吧，”他最后说，“可是我不想去跟她说。你去好吗？” “没问题，当然可以，我去跟她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这样问题好像解决了——除了他们分居这个更大的问题，还有怎么跟朱迪思说。但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沃伦坐在那儿盯着烧煤气的壁炉里闪着蓝粉色相间光芒的灼热的粘土炉丝看了很久，之后他说：“嗨，卡罗尔？” “什么？”她正在把干净的床单拍打、铺到沙发上，准备当天晚上一个人在那里睡。 “你觉得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男人？” “你什么意思？什么我的男人？” “你知道的，就是你希望在纽约找到的人。哦，我知道他会在十几个方面都比我强，不用说，他也会比我有钱得多，不过我是说他会是什么样？他会长什么样？” “这种话我根本不要听。” “嗯，好吧，可是跟我说说他会长什么样好吗？” “我不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普普通通吧，我想。” 卡罗尔的船预定启航前不到一个星期时，彼得·潘俱乐部为庆祝凯西的三岁生日举办了一场派对。派对挺好，除了通常会有的抹肉酱以及果酱的面包，还有用“茶”时吃的冰淇淋和蛋糕，另外还有好多杯亮晶晶的液体，那是英国这里相当于“酷爱”[1]兑的饮料。沃伦和卡罗尔一起站在边上，对他们快乐的女儿微笑着，似乎是要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他们永远都会是她的父母。 “这么说你要一个人跟我们待段时间了，马修斯先生，”托儿所的负责人玛乔丽·布莱恩说。她身材苗条，烟抽得一根接一根，四十岁上下，已经离婚很久，沃伦有几次注意到她还不赖。“你一定要来我们的酒馆坐坐，”她说，“你知道富勒姆路上的芬奇酒馆吗？事实上，这是一家邋遢的小酒馆，不过很多挺好的人都去那儿。” 他跟她说他一定会去坐坐。 然后就到了启航那天，沃伦把妻子和女儿一直送到火车站，到了乘坐去码头火车的大门口。 “爸爸不走吗？”凯西问，显得很害怕。 “没事，亲爱的。”卡罗尔告诉她，“我们得暂时把爸爸留在这儿，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她们快步走远，汇入拥上来的人群。 那次派对上送给凯西的玩具中，有一个是纸板做的音乐盒，前面有只快乐的黄色鸭子和一张生日卡，边上有个小摇把。转动这个摇把，音乐盒就会声音细细地演奏一段《祝你生日快乐》。沃伦当天晚上回到那间公寓后，发现了这个玩具，跟别的忘带的廉价玩具在一起，在凯西那张揭了床单的床底下。他在散放着书本和纸的写字台前喝威士忌时，玩了一两下；后来，他带着小孩一样无缘无故做什么试验的感觉，反方向转动摇把，慢慢地。他这样做开了个头，就发现自己停不下来，要么是不想停下来，因为它演奏出的那个细细的简单旋律让人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失落与孤独。 嗒嘀嗒嘀嗒嗒 嗒嘀嗒嘀嗒嗒 他长得高，很瘦，总是觉得自己肯定有多难看，即使没人看他时——即使在他这辈子到头来独自坐着鼓捣一个纸板玩具，离家三千英里时。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二十七岁。 “哦，你这个可怜的人。”第二天早上，朱迪思下来洗澡时说，“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真叫人难过。你肯定很想念她们。” “是啊，嗯，只会有几个月时间。” “嗯，那可真糟糕。难道没人可以说照顾一下你吗？你和卡罗尔难道不认识什么年轻人，可以让他们来陪陪你吗？” “哦，当然，我们认识几个人。”他说，“可是我不想跟谁——你知道，我不是很想跟谁在一起还是怎么样。” “嗯，那样的话，你应该走出去，认识新朋友。” 很快就到了四月一号，按照她的习惯，朱迪思去她在苏塞克斯的小屋那边住，她会在那里一直待到九月。她跟沃伦解释说她偶尔会回市里待几天，但是“别担心，我可以保证再下来找你时，一定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所以他就真的一个人了。有天晚上，他去了那家名为芬奇的酒馆，他隐隐有个想法，就是说服玛乔丽·布莱恩跟他一起回家，然后在他和卡罗尔的床上占有她。在人很多的吧台前，他找到了她，可是她看着显老，而且喝得醉醺醺的。 “哦，我说，马修斯先生，”她说。“过来跟我一起喝吧。” “沃伦，”他说。 “什么？” “人们叫我沃伦。” “哈，对，嗯，这儿是英国，你要知道，我们这边的人都正经得要命。”过了一小会儿，她说，“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你是做什么的，马修斯先生。” “嗯，我靠的是富布赖特，”他说，“这是美国的一种奖学金，提供给出国学生的。政府出钱，你——” “对，当然了，美国很擅长搞那种事情，是吧。我应该能想象到你的脑袋肯定很聪明，”她扑闪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涉世不深的人经常是那样。”说完她缩了一下，做了个躲避一拳击来的动作。“对不起，”她马上说，“对不起我那样说。”可是她马上又眼睛一亮。“萨拉！”她叫道，“萨拉，快点过来见见年轻的马修斯先生，他想让别人叫他沃伦。” 一个高个儿漂亮女孩从另外一群酒客那里转过身对他微笑，一边伸出手，可是当玛乔丽·布莱恩说“他是个美国人”时，那个女孩的笑容僵在脸上，手也垂了下去。 “哦，”她说，“真好。”说完她又转回身。 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并不是个好时候。那段时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2]；约瑟夫·麦卡锡正在崛起，朝鲜战争——英国也不情愿地派出部队参战——变得似乎也许永无结束之日。尽管如此，沃伦·马修斯还是怀疑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他在这儿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还想家。不说别的，就说本地人所说的英语吧，跟他自己的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每次跟别人交谈，都很有可能漏听什么话。什么都不清不楚的。 他继续尝试，但即使在好一点的夜晚，在比芬奇酒馆更让人愉快的酒馆里，跟比较和气的陌生人在一起，他只是发现不适感稍有缓和——但是他没发现有漂亮的单身女孩。那些女孩子，无论是姿色平平，还是美如天仙，总是挎在男的胳膊上，那些男的风趣之极的谈吐会让他迷惑不解地微笑。他也沮丧地发现这些人中有很多次暗示什么时——挤挤眼睛或者大声说出来——都集中在同性恋之幽默的方面。全英国都着迷于那个话题吗？要么只是在这里——切尔西区与南肯辛顿区于富勒姆路相接的地区安静、“有趣的”一带多一点？ 后来有天晚上，他坐深夜巴士去了皮卡迪利广场。“你想去那儿干吗？”卡罗尔会这样问，他坐车几乎坐了一半的路，才意识到他不再需要回答那个问题了。 一九四五年时，他还是个战后第一次从部队休假的小伙子时，对那些被称为“皮卡迪利突击队”的妓女每天晚上走来走去感到很震惊。他看着她们走路，转身，走路，再转身：卖身女子；他的血流加快，无法忘怀。在那些见过世面的士兵眼里，她们似乎成了取笑对象。他们有几个人喜欢懒洋洋地靠在墙上，那些女孩经过时，把一枚枚大个儿的英国便士弹到人行道上她们的脚下，可是沃伦很希望自己有勇气挺身而出，制止他们的嘲笑。他想过选中一个女孩，给她钱，占有她，无论到头来有可能发现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因为自己让休假的两周白白过去，没有付诸行动而鄙视自己。 他知道近至去年秋天，那种景观的改进版还存在，因为他和卡罗尔去西区一家剧院时看到过。“哦，我不敢相信，”卡罗尔说，“她们真的全是妓女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事。” 近期报纸上，有文章讨论在加冕典礼前，迫切需要“清理皮卡迪利广场”，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肯定办事不够雷厉风行，因为那些女孩子基本上都还在那儿。 她们多数都年纪轻轻，脸上化着浓妆；她们衣着鲜艳，是水果糖和复活节蛋的颜色。她们要么走路、转身，要么站在暗处。他喝了三大口威士忌才鼓起勇气，而且就算在那时，他还是缺乏自信。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差强人意——上面一件灰色套装的外套，下面穿的是旧军裤，鞋子几乎可以扔掉了——但是当他从站在沙福兹伯里大街上的四个女孩中很快选定一个，并且走到她跟前时，无论他穿世界上任何衣服，都会感觉自己赤身裸体。他说：“你有空吗？” “我有空吗？”她望着他的眼睛不到一秒钟，然后说，“亲爱的，我这辈子都有空。” 他们走了还不到半个街区，她首先想让他同意的就是价钱——挺高，不过在他承受范围之内，然后她问他介不介意坐一小段的士。在的士上，她解释她从来不像别的大多数女孩一样，去附近的廉价旅馆和公寓，因为她有个半岁大的女儿，不想撇下她很久。 “我不怪你，”他说，“我也有个女儿。”他说完马上纳闷自己干吗觉得需要跟她提这个。 “哦，是吗？那你老婆呢？” “回纽约了。” “你们离婚了还是怎么着？” “嗯，分居了。” “哦，是吗？那可太糟糕了。” 他们尴尬地沉默着坐了一会儿车，直到她说：“哎，你想亲我还是怎么样没问题，只是别在车上太动手动脚，好吗？我真的不喜欢那样。” 只是在那时，亲吻她时，他才开始看清楚她的样子。她金黄色的头发弄成了长卷发，围着她的脸——经过每一盏街灯时，她的脸一下子被照亮，然后又暗下来；她的眼睛长得漂亮，尽管涂了睫毛膏；她的嘴巴挺好看；虽然他根本没有太动手动脚，他的手还是很快发现她长得苗条而结实。 打的走得不近——车一直开，直到沃伦开始担心会不会只是遇到一群等在那儿的流氓时，的士才会停下来，那些流氓会把他从的士后排座位上拖下来，揍他一顿，抢走他的钱，然后跟那个女孩一起坐车走掉——但是的士最终在一个安静的市内街区停了下来，他想是在伦敦的东北部。她领着他进了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在月光下看着粗糙，但是宁静。她这时嘘了一下，他们踮着脚走过一条铺了油地毡的吱嘎作响的走廊，进了她的房间，她把灯打开，关上了身后的门。 她去看了看那个婴儿，婴儿躺在墙边一张黄色的大婴儿床中间，小小的身子一动不动，上面盖着东西。离婴儿床不到六英尺远，对面墙边摆了一张双人床，看样子还算干净，按说沃伦就要在这张床上享乐。 “我只是想确认她在呼吸。”那个女孩解释道，一边从婴儿床那里转过身；接着她看他数了正确张数的英镑和面值十先令的钞票放在梳妆台上。她关了吊灯，留下床头的一盏小灯，然后就开始脱衣服。他在紧张地脱掉自己的衣服时，眼睛却在看着她。她的棉布内裤廉价得让人同情，她的褐色阴毛让她的金发露了馅，她的腿短，膝盖那里有点粗，除此之外，她还可以。当然她岁数不大。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你对这有没有喜欢过？”他们动作笨拙地躺到床上后，他问她。 “呃？你什么意思？” “嗯，只是——你知道的——过上一阵子，肯定太那个了，让你不能真正——”他话说一半尴尬地停了下来。 “哦，不，”她让他放心。“嗯，我是说很大程度上得看是跟谁，可我不是——我不是块冰还是怎么样，你会知道的。” 结果，她因为他而成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她表现出来的魅力和让人感到鼓舞这两方面，都完全出人意料。 她叫克丽斯汀·菲利普斯，二十二岁，来自格拉斯哥，已经在伦敦待了四年。那天晚上后来，他们坐在那里抽着烟，喝一瓶没冰冻过的一夸脱装啤酒时，她跟他说了些话，他知道如果他全盘相信，那就是容易上当。尽管这样，他还是想不抱成见。即使她说的话多数都在意料之中——例如，她解释说要是她愿意去哪家“俱乐部”当“舞女”，就根本不用当街头女孩，可是她拒绝了好多次那种邀请，因为“那种地方全是些宰人的破地方”——但是还有别的随随便便说的话，会让他温柔地搂紧她，例如这时，她说她给小孩起名为劳拉，“因为我一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女孩名字。你不觉得吗？” 他也开始明白为什么她说话几乎不带苏格兰或英国口音：她肯定认识了很多美国人、士兵、水手和偶尔堕落的平民，以至于他们进攻并且打劫了她的英语。 “哎，你是靠什么生活的，沃伦？”她问道。“家里汇钱来吗？” “嗯，可以说吧。”他就再次解释了富布赖特项目。 “是吗？”她说，“你得聪明才可以吧？” “哦，不一定。在美国，做什么都不再需要很聪明了。” “你跟我开玩笑吗？” “不完全是。” “呃？” “我是说，我只是跟你开一点点玩笑。” 她沉思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说：“嗯，我希望我多上了几年学。我希望我够聪明，能写出一本书，因为我可以写本很不一般的书。知道我会起什么书名吗？”她眯起眼睛，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正式的文字。“我会起名叫‘这就是皮卡迪利’。因为我是说，人们并不是真正了解这儿的事。哈，天哪，我可以跟你说些事，让你会——嗯，算了，不说了。” “……嗨，克丽斯汀？”又过了一会儿他说，当时他们又回到了床上。 “呃？” “想不想我们都来讲讲自己的人生？” “好呀。”她带着孩子般的急切说，他只得不好意思地又跟她解释那只是跟她开个小玩笑。 第二天六点钟，婴儿的哭声把他们都吵醒了，可是克丽斯汀起了身，跟他说他可以再睡一会儿。他又醒来时，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这里隐隐有化妆品味和尿味。他能够听到隔得不远的几个女人说说笑笑的声音。除了他要起床，穿好衣服，想法离开这儿，他不知道自己按说还要怎样做。 后来克丽斯汀开门问他想不想喝杯茶。“要是你收拾好了，”她说着小心地递给他一杯热茶。“干吗不出来见见我的朋友，好吗？” 他跟着她走进一个厨房跟客厅连在一起的房间，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是块野草丛生的空地。一个又矮又壮的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那里熨衣服，插头插在天花板的一个插座上，另外一个跟克丽斯汀岁数差不多的女孩躺靠在一张安乐椅上，她穿了件长度及膝的浴袍，脚上是拖鞋，早晨的阳光把她漂亮的光腿照得亮亮的。一面带框的椭圆形镜子下方，烧煤气的壁炉在嘶嘶作响，到处弥漫着蒸汽和茶的好闻味道。 “沃伦，这是格雷丝·阿诺德。”克丽斯汀说的是熨衣服那个女的。她抬起头，说她很高兴认识他。“这是艾米。”艾米舔了下嘴唇，微笑着说：“嗨！” “大概再过一分钟，你就能见到孩子们了。”克丽斯汀告诉他，“格雷丝有六个孩子，我是说格雷丝和阿尔弗雷德有六个孩子。阿尔弗雷德是这家的男人。” 沃伦呷着茶聆听着，并适当地点头、微笑、问话，他能够一点点把各项事实拼起来了。阿尔弗雷德·阿诺德是个室内油漆匠，要么应该说是“油漆匠兼装修工”。有那么多孩子要抚养，他和他妻子把房间租给克丽斯汀和艾米来平衡收支，他们也完全知道两个女孩以何为生，所以他们可以说成了一家人。 曾经有多少个文雅而焦虑的男人，第二天早上坐在这张沙发上，看着格雷丝·阿诺德的熨斗轻巧地滑动，难以抗拒地被阳光照到的艾米的腿部奇观所迷，听着三个女人说话，心里在琢磨多快才可以走掉，这样的男人有多少？但是沃伦·马修斯根本没什么家好回，所以他开始希望这个与人交往的愉快时刻可以拖得久一点。 “你的名字挺好，沃伦。”艾米跟他说，一边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我一直喜欢这个名字。” “沃伦，”克丽斯汀说，“你能留下来一起吃早餐吗？” 很快，他们围坐在一张干净的餐桌前，每人一片抹了黄油的吐司，上面还有个煎蛋，又端上了更多的茶，他们都吃得斯斯文文，好像是在公共场合。克丽斯汀坐在他旁边，吃饭中间有一次，她腼腆地捏了一下他空着的那只手。 “你不着急走的话，”格雷丝在把盘子摞起来时，克丽斯汀说，“我们可以去喝杯啤酒。酒吧再过半个钟头就开门。” “好啊。”他说，“可以啊。”因为他最不想的，就是急着走掉，即使六个孩子早上在街上玩了以后全回来了，每个都轮流想坐到他大腿上跟他逗着玩，把他们沾有果酱的手指往他的头发中间插。这几个小孩又是吵闹，又是尖叫，都是活力充沛的样子。年龄最大的是个聪明的女孩，名叫简，奇怪地长得像是黑人——肤色浅，却是非洲人面相，头发也是——她从他那里往后退时，笑得咯咯响，她说：“你是克丽斯汀的那位吗？” “我当然是。”他告诉她。 他把克丽斯汀一个人带到街角的酒馆时，的确感觉很像是她的那位。他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她穿了件新的褐色雨衣，领子竖起，围着她的面颊，根本不像是个妓女——他也喜欢在那间褐色的老屋里，她挨着他坐在那条皮长凳上，靠着墙，那个房间里的一切——就连照进来的灰尘飞舞的道道阳光——都似乎浸在啤酒中。 “哎，沃伦，”过了一会儿她说，同时在桌上转动着亮晶晶的杯子。“你想留下来再住一晚上吗？” “嗯，不，我真的——问题是我付不起钱了。” “哦，我不是指那个。”她说着又捏了一下他的手。“我不是指钱，我是说——你就留一晚上呗，因为我想让你留下来。” 一个年轻的妓女主动提出免费献身，不用别人来告诉他，这是作为男人取得的非凡成功。他甚至不需要《走向永生》[3]来告诉他这一点，不过他一直记得他让她的脸贴近自己的脸时，他有多么快就想起了那本小说。她让他感到有力量。“哦，那挺好的。”他嗡声嗡气地说，然后他吻了她。就在再次亲吻她之前，他说：“哦，真是太好了，克丽斯汀。” 整个下午，他们俩都一再使用“好”这个字。克丽斯汀似乎离不开他半步，除了时不时她得迅速地去照顾一下孩子。有一次，沃伦一个人在客厅时，她似乎听着小提琴的音乐，慢慢地做梦一般舞蹈着过来，就像电影中的女孩一样，倒在他怀里。还有一次，她在沙发上蜷着身子紧紧贴着他，她轻轻地为他低唱一首名叫“难以忘记”的流行歌曲，每次唱到歌名那个词时，她都明显地垂下睫毛。 “哦，你挺好的，沃伦，”她一再说，“你知道吗？你真的挺好。” 他也一次又一次跟她说她也有多么好。 阿尔弗雷德下班回来后——他长得壮实，累了，看上去局促，但是和气——他的妻子和年轻的艾米马上忙着去欢迎他回来，按照已经习惯了的做法：接过他的外套，拉好椅子，为他端上一杯杜松子酒。可是克丽斯汀紧紧挽着沃伦的胳膊没动地方，直到该把他领过去，去跟这家的男人做正式的介绍。 “很高兴认识你，沃伦，”阿尔弗雷德说，“别拘束啊。” 晚餐吃的是腌牛肉和煮土豆，大家都说很好吃。在愉快的情绪下，阿尔弗雷德开始用词精炼地回忆他在缅甸当战俘的日子。“四年，”他说着用一只手屈着拇指比划。“四年啊。” 沃伦说那几年肯定很难熬。 “阿尔弗雷德？”格雷丝说，“给沃伦看看你的表彰信。” “哦不，亲爱的；没人想费事看那个。” “给他看看。”她坚持道。 阿尔弗雷德让步了，不好意思地从屁股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黑色皮夹子，从其中一个夹层里抽出上面有污迹、叠了好几次的一张纸。折缝处几乎快要烂掉了，可是上面打出来的信息倒是能看清，表达的是英国军队认可二等兵A. J. 阿诺德在缅甸当日本人的战俘时，于一九四四年建造一座铁路桥的过程中，俘虏他的人表扬他干活一直兢兢业业。 “嗯，”沃伦说，“挺好的。” “哈，你了解女人，”阿尔弗雷德在把那张纸放回原来的地方时，跟他交心道。“女人总是想让你把这玩意儿到处拿给人看。我宁愿把那场操蛋的事情全忘掉。” 在格雷丝·阿诺德挤眉弄眼的微笑下，克丽斯汀和沃伦设法提前离席，卧室门一关上，他们就紧紧搂着缠在一起，呼吸沉重，欲望让他们急不可耐、心无旁骛。他们脱衣服根本没费什么时间，却仍然显得极为麻烦，耽误事，接着他们就陷在床上，尽情享受对方，之后又抱在一起。 “哦，沃伦，”她说，“哦，天哪。哦，沃伦。哦，我爱你。” 他听到自己也说了好多遍他爱她，次数比他愿意相信或者记得的更多。 午夜后有段时间，他们安静地躺着时，他纳闷那些话怎么会从他嘴里那么容易、那么频繁就说了出来。差不多也是在那时，克丽斯汀又开始说话，他意识到她已经喝了很多酒。床边的地板上，有一瓶一夸脱装的杜松子酒和两个有指纹印的半透明的酒杯，证明他们经常使用这两个杯子，不过这时她好像领先他许多。在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后，她靠着枕头和墙壁舒服地坐着说起话来，语气让他想到她在为了戏剧效果字斟句酌，就像一个小女孩装作是个女演员一样。 “你知道吗，沃伦？我想要的一切都被从我手里夺走了。我一辈子都是这样。我十一岁时，最最想要一辆自行车，我爸爸后来给我买了一辆。哦，只是辆二手的，便宜，可是我很喜欢。后来还是在那年夏天，为什么事我忘记了，我爸爸生气了，想惩罚我，就把那辆自行车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它。” “是啊，那件事肯定让你难受。”沃伦说，可是接着，他又试着把谈话往没那么感伤的方向引。“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他是个煤气公司的办事员。我们根本合不来，我跟我妈也合不来。我从来不回家。可我说的是真的：我想要的一切都被——你知道——从我手里夺走了。”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似乎要把她舞台化的声音再控制一下，她又开口时——多了点信心——用的是适合让一个亲密听众听的压低了的声音。 “沃伦？你想听听艾德里安的事吗？劳拉的爸爸？因为我真的想跟你说说，要是你有兴趣听的话。” “当然想。” “嗯，艾德里安是个美国军官。一个年轻的少校，要么现在也许是个中校了，不管他在哪儿。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滑稽的是，我也不关心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可是我和艾德里安有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直到我跟他说我怀孕了，他就呆住了。他就那么呆住了。哦，我想我并没有真的以为他会向我求婚还是怎么样——他在美国国内有个上流社会的富女孩在等他，我知道。可是他变得很冷漠，要我去堕胎，我说不。我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艾德里安。’他说：‘好吧。’他说：‘好吧，可是你只能靠自己，克丽斯汀。你得能怎么养就怎么养这个孩子。’这时，我决定去找他的指挥官。” “他的指挥官？” “嗯，总得有人出面啊，”她说，“总得有人让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天哪，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那位团长很威严，叫马斯特斯上校，他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我，听我说，点几下头。艾德里安跟我在一起，一声不吭；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最后马斯特斯上校说：‘嗯，菲利普斯小姐，就我来看，可以这样总结：你犯了个错误。你犯了个错误，就得承担这个错误。’” “是啊，”沃伦不自在地说。“是啊，嗯，那肯定是——” 但是他不用把那句话说完，或者说别的任何话，那些话也许能让她知道他对那个故事压根一个字都不相信，因为她在哭泣。她刚开始啜泣时，就蜷起了膝盖，把她头发乱了的头部一侧放在膝盖上；后来她小心地把空杯子放到地板上又推到床下，背对着他哭了又哭。 “嗨，好了，”他说，“好了，宝贝，别哭了。”他把她的身子扳过来，把她拥在怀里，直到她平静下来，他也只能这么做。 过了许久，她说：“还有酒吗？” “有一点。” “嗯，听着，我们把它喝完，好吗？格雷丝不会介意的，要么如果她想让我出钱，我会给她的。” 第二天早上，因为情绪波动和睡了一觉，她的脸很肿，她想用手指挡着。她说：“天哪，我想我昨天晚上喝得很醉。” “没关系，我们都喝得很多。” “嗯，对不起。”她就像习惯时常道歉的人那样，不耐烦到几乎是挑衅地说，“对不起。”她已经照看过孩子，这时穿着褪色的绿色浴袍，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摇摇晃晃地走着。“不管怎么样，听着，你还会来吧，沃伦？” “当然。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不，这儿没电话，可是你很快还会再来吧？”她跟着他走出前门，在那里他转过身，从她眼里看到了确凿无疑的恳求之意。“你白天来的话，”她说，“我都在家。” 有几天时间，在书桌前无所事事时，或者在这年一个真正的春日去街上及公园里漫步时，沃伦发现除了克丽斯汀，他没法想别的事。万万没想到他这辈子竟会遇到这种事：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妓女爱上了他。他完全是一反常态地自信心高涨，开始视自己为一个少见而又得天独厚的心灵冒险者。想到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悄声说“哦，我爱你”，他在阳光下像个傻子一样笑着。别的时候，在想到她身上那么多令人同情的方面——缺乏幽默感的无知，松松垮垮的廉价内衣，喝醉后的哭泣——时，他有了种不同的、更为微妙的快感。甚至她讲的“艾德里安”（这个名字几乎肯定是来自女性刊物）的故事也容易原谅——要么这样吧，等他一旦找到一个聪明而温和的方式，就会让她知道他早就知道那不是真的。他也许最终还是得想办法告诉她在他说自己也爱她时，并没有当真，但是那些都可以等等。完全不用着急，现在这个季节是春天。 “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沃伦？”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夜晚很晚的时候，她问道。“知道我很爱你哪一点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我这辈子只想这样：找个可以信任的人。你看我一再犯错，因为我信任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 “嘘，嘘。”他说，“没关系，宝贝。我们这会儿睡吧。” “嗯，等一下嘛。听一分钟好吗？因为我真的想跟你说件事，沃伦。我认识一个男孩叫杰克[4]，他老是说他想娶我什么的，可是问题在这儿：杰克爱赌钱，他永远都会爱赌钱。我想你能猜到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指的是钱，就是这个意思。给他赌本，赌输了给他垫上，帮他熬过一个月，直到他发薪那天——哈，天哪，现在我想起来就觉得恶心。几乎有一年时间。你知道我总共拿回来多少钱吗？嗯，你不会相信的，我还是跟你说了吧。要么等等——我给你看看，等一下。” 她起了床，跌跌撞撞地过去开了吊灯；突然亮起来，把那个婴儿惊醒了，她睡梦中呜咽起来。“没事儿，劳拉。”克丽斯汀轻声细气地说，一边在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翻；后来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拿到了床这边。“给你，”她说。“看看吧，读一下。” 那是一张廉价的带行的纸，是从某种给上学孩子用的拍纸簿上撕下来的，也没写日期。 亲爱的菲利普斯小姐： 附上两英镑十先令，现在我只能出这么多，也不会有更多，因为我下星期就要回美国了，因为要退伍。 我的指挥官说你上个月给他打了四次电话，这个月打了三次。一定别再这样了，因为他是个忙人，不能这样打电话来打扰他。一定别再给他打电话了，也别给军士长或者这里的任何人打电话。 一等兵约翰·F. 柯蒂斯 “这可不是最扯淡的事？”克丽斯汀说。“我是说真的，沃伦，这可不是最扯淡的事？” “当然是。”他又读了一遍。那句以“我的指挥官”开头的话似乎让一切全露馅了，扫一眼就戳穿了“艾德里安”的事，沃伦在心里很大程度上，相信约翰·F. 柯蒂斯才是她的孩子的父亲。 “这会儿把灯关了好吗，克丽斯汀？”他说，一边把信递回给她。 “当然，亲爱的，我只是想让你看一看。”她无疑想看他会不会傻得也相信了这个故事。 房间里又暗下来后，她蜷着身子躺在那儿，贴着他的背，他不出声地准备了一段平心静气、合情合理的话。他会说，宝贝，别生气，可是听着，你千万别再拿这些故事糊弄我了。我不相信艾德里安那个故事，也不相信赌徒杰克的故事，所以别来这套了好不好？我们如果可以多少试试互相讲实话，那样不是更好？ 再次考虑之下，让他没说出口的，是如果把那些话全说出来，会让她恼羞成怒，会马上跳下床大喊大叫，用她这一行最脏的话辱骂他，直到那个婴儿醒了哭很久以后。除了不可收拾，不会有别的。 还是可能会有合适的时候问问她实情如何——一定会有，而且很快——他面朝墙躺在那里，她可爱的胳膊搂着他的腰部时，无论会不会让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必须承认现在还不是时候。 几个晚上后他在家里接了个电话，听到她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嗨，亲爱的。” “克丽斯汀？嗯，嗨，可是你怎么——你怎么有这个号码？” “你给我的。不记得了吗？你写下的。” “哦，对，没错。”他说，一面对着话筒傻傻地微笑，可是这件事让人警惕。地下室的电话只是楼上朱迪思的电话的分机，两个电话一起响，朱迪思在家时，总是在第一声或者第二声铃响时就接电话。 “哎，听着，”克丽斯汀在说，“你提前一天，星期四来好吗？因为是简的生日，我们要开一个派对。她九岁了……” 他挂上电话后，又弯着腰坐了很久，就像一个人在心里反复考虑重要而秘密的问题。他怎么能傻得把朱迪思的电话号码给她？很快他又想起别的事，另外还有件傻事，让他站了起来，紧张而有戏剧性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他的地址她也知道。有一次在酒馆，他没有现金付啤酒钱，就给了克丽斯汀一张支票来付钱。 “在每张支票的名字下面都印上自己的街道地址，很多顾客觉得这样挺方便。”沃伦和卡罗尔去年去开支票账户时，银行里的一位副经理解释道。“我也这样给你们定做好吗？” “当然，我想是吧。”卡罗尔说过，“干吗不呢？” 星期四时，他几乎一直到了阿诺德家，才意识到忘了给简买礼物。不过他找到了一间糖果店，他让售货女孩把什锦水果硬糖往一个纸袋子里舀了又舀，直到他买了沉甸甸的一包那种玩意儿，他只能希望能让一个九岁的孩子对那有一点点兴趣。 无论是不是这样，为简开的派对结果大获成功。在那间明亮而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到处都是孩子，他们都坐到桌前时——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沃伦站在后面微笑着，搂着克丽斯汀旁观，他想起了彼得·潘俱乐部上次那场派对。阿尔弗雷德下班回来时，把一个很大的熊猫填充玩具塞到了简的怀里，他哈哈大笑，然后蹲下来，简真心真意地抱了他很久。不过很快，简又得把她欣喜若狂的心情控制一下，因为蛋糕放在她面前。她皱了皱眉头，闭上眼睛，许了个心愿，勇敢地一口气把九根蜡烛全吹灭了，全屋的人都放声欢呼。 之后有很多酒给大人喝，甚至在派对的最后一位客人回家之前，阿诺德家的孩子们都去睡觉后还有。克丽斯汀离开房间去把她的孩子放下睡觉，还带了一瓶酒。格雷丝已经开始在做晚餐了，显然不大情愿，等到阿尔弗雷德抽身去休息一下时，她把煤气炉关得很小，不管炉子就跟他一起去了。 这让沃伦独自和艾米在房间里，后者在对着壁炉上方的椭圆形镜子一丝不苟地化妆。她真的比克丽斯汀好看得多，沃伦手里端着一杯酒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时，心里这样想。她个子高，腿长，动作极为优雅，屁股结实而且线条好，让人很想用力捏一把，她的小乳房鼓鼓尖尖的，她的黑发垂到了锁骨那儿。这天晚上，她挑了件紧身黑裙，配一件桃色的衬衫。她是个骄傲而可爱的女孩，他不愿意去想那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他当天晚上最后会出钱占有她。 艾米已经把眼部化好了妆，这时到了唇部，她把口红慢慢画过两瓣饱满的嘴唇上柔软的范围，直到嘴唇就像杏仁蛋白软糖一样闪着光，然后她噘起嘴唇，好让上下嘴唇可以互相碰到和摩擦，然后又张开嘴，来看她完美的年轻人的牙齿上是不是可能沾上了红色痕迹。化完妆，她把化妆用品全放进一个小塑料盒，啪的一声合上后，她又在镜子前面似乎站了至少有半分钟，什么都没做，这时沃伦才意识到在这段隐秘而没有出声的时间里，她知道他在看着自己，一直都知道。最后，她很快地耸着肩膀转过身，脸上带着克服恐惧后的勇敢样子，好像他正在扑向她，就快到她跟前。 “你打扮得挺漂亮的啊，艾米，”他坐在沙发上说。 她的肩膀放松下来，松了口气，可是脸上没带笑。“天哪，”她说，“你把我吓坏了。” 她穿上外套出了门后，克丽斯汀又进了这个房间，显得懒洋洋的，自我放纵，就像一个找到好理由待在家里不去上班的女孩那样。 “过去点。”她说，然后挨着他坐下。“你这两天怎么样？” “哦，还行吧。你呢？” “还行。”她这时迟疑了一下，似乎因为找不到话聊而感觉不自在。“看了什么好电影没有？” “没有。” 她抓过他的手放在她的两手中间。“你想我吗？” “我当然想。” “想我才怪呢。”她一把扔开他的手，好像那是什么脏东西。“最近有天晚上，我去过你那儿，想让你吃一惊，我看到你跟一个女孩进去了。” “不，你没有。”他跟她说，“好了，克丽斯汀，你知道你根本没有那样做。你干吗老是想告诉我这些——” 她威胁地眯起眼睛，也绷起了嘴唇。“你说我是个骗子？” “哦，天哪。”他说，“别这样。你干吗要这样？我们别说了，好不好？” 她似乎考虑了一下。“好吧。”她说，“你看，当时天黑，我在街对面；我不可能弄错房子；我看到跟那个女孩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别人。好吧，我们不说了。可是我想告诉你：永远别说我是骗子，沃伦。我警告你，因为我向上帝发誓”——她提高嗓门，指着她的卧室——“我以那个孩子的性命来发誓，我不是骗子。” “嗬，看看这对恩爱人儿。”格雷丝·阿诺德说，她搂着丈夫出现在门口。“我才不会嫉妒你们呢。我和阿尔弗雷德也是对恩爱人儿，不是吗，亲爱的？结婚这么多年，还是恩爱人儿。” 接下来是晚餐时间，主要是烧煳了的豆子，格雷丝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跟阿尔弗雷德第一次认识时那个无法忘怀的夜晚。当时有场派对，阿尔弗雷德一个人来了，很腼腆，谁都不认识，还穿着军装；格雷丝隔着房间第一眼看到他就想道，哦，他，哦，对，就是他。他们随着唱片音乐跳了一会儿舞，不过阿尔弗雷德跳舞不怎么样；然后他们去了外面，一起坐在一道石头矮墙上聊天，只是聊天。 “我们聊了什么，阿尔弗雷德？”她问，同时似乎在徒劳地想回忆起来。 “哦，我不知道，亲爱的。”他说。他用叉子在豆子中间搅动，因为高兴和尴尬而变得脸色通红。“我想也没聊什么。” 格雷丝又转过身压低声音亲切地跟她别的听众说：“我们聊了——嗯，什么都聊，又什么都没聊。”她说，“你们知道怎么可能那样吗？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你们知道吗？——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最后一句话相对于格雷丝的品位，也似乎有点感情用事了，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哦，好玩的是，”她笑着说，“我们走后，我的这些朋友也离开了派对一会儿，是去看电影？她们去看了电影，把电影全看完了，后来她们又回到那间酒馆，在那儿一直待到打烊，等到她们又走到那条路上，已经快到第二天早上了，她们发现我和阿尔弗雷德还坐在那道墙上，还在聊天。哈，天哪，她们现在还为那件事跟我开玩笑，我见到我的朋友们时，她们还会，甚至是现在。她们说：‘你们俩到底聊了些什么，格雷丝？’我只是哈哈大笑，我说：‘哦，没什么。我们只是在聊天，如此而已。’” 餐桌上的人一时都相当安静。 “可不是很棒吗？”克丽斯汀语气平静地问。“你们俩就那样找到了对方，可不是很棒吗？” 沃伦说那当然。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和克丽斯汀光着身子坐在床边喝酒时，她说：“嗯，我还是跟你说件事吧：我一点也不介意拥有格雷丝那样的生活。我是说在她遇到阿尔弗雷德之后的那段，而不是以前。”她顿了一下又说，“我想你不会想到，从她现在的样子——我想你不会想到她自己就当过皮卡迪利广场上的女孩。” “是吗？” “哈，‘是吗。’她当然是。做了好几年，那还是在战争期间。她进了这一行，因为她那时跟我们别的人都一样，根本不懂事；后来她有了简，不知道怎样离开这行。”克丽斯汀微笑着看了他一眼，中间还挤了一下眼睛。“没人知道简的爸爸是谁。” “哦。”如果简今天是九岁，那就意味着怀上她和她出生时，是几万个美国黑人士兵驻扎在英国时，据说那些人在英国女孩那儿很吃香，惹得白人部队打架、骚乱——只是在进攻诺曼底地区时带来剧变，让一切都不再重要时才停止。阿尔弗雷德当时应该还在缅甸当战俘，还要等足足一年多才获释。 “哦，她从来没试过否认这件事。”克丽斯汀说，“她从来没在这件事上撒谎，我佩服她。阿尔弗雷德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认识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很可能跟他说了，因为她知道瞒不住的——要么也许他早就知道了，因为那群人可能全是皮卡迪利女孩儿；我说不准。但是我知道他清楚。他带她离开了街头，他要了她，他收养了她的孩子。你找不到有多少男人能那样做。我是说格雷丝是我最好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可是有时候，她表现得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有时候——哦，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她是在你面前炫耀——可是有时候，她根本不拿阿尔弗雷德当回事。你想象得出吗？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男人？那可真的让我着急。” 她伸手下去把他们的杯子倒满，等她坐好开始小口呷酒时，他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嗯，所以我想你可以说也在寻找丈夫，对吧，宝贝。”他说，“那当然可以理解，我想让你知道我希望我可以——你知道——向你求婚，可事实上我不能，真的不能。” “没错。”她平静地说，一边低头看着她手指捏的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没关系，别提了。” 他对两人最后这样说了几句话而感到高兴——即使在他这一方，说了“希望”这样的大谎话。他往这个陌生女孩生活中令人困惑、不无危险的涉足结束了，他现在可以准备有条不紊地撤退。“我知道你会找到合适的人，克丽斯汀，”他跟她说，话说得好心好意，让自己也感觉暖洋洋的。“肯定很快就会实现，因为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同时呢，我想你知道我会永远……” “哎，我说过别提了，好吗？天哪，你以为我会在乎吗？你以为我他妈在乎你吗？听着。”她站了起来，赤身裸体，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强壮。她晃动一根伸得直直的食指，差一英寸就戳到他往后避开的脸上。“听着，瘦鬼。我想找谁都能找到，不论什么时候，你最好搞清楚了。你在这儿，只是因为我可怜你，你最好把这点也搞清楚。” “可怜我？” “哼，没错，都是因为你的老婆和你的小女儿那些惨兮兮的破事儿，我可怜你，我想哎，干吗不这样做呢？我就是这个毛病，从来不长记性。我总是迟早会想，干吗不这样做呢？然后我他妈就倒霉了。听着：你究竟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能挣多少钱？呃？不，你从来根本没想过那方面，对吧。噢，不，你总是好心好意，花言巧语，不是吗。哼，你知道我怎么看你吗？我看你是个‘庞斯’。” “什么叫‘庞斯’？”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叫什么，”她说，‘不过在这里，指的是靠一个那什么样的女人挣钱而生活的男的——咳，算了，管他妈的，操，我累了。过去一点，好吗？因为我是说只能睡觉的话，那就睡吧。” 可是他没有挪过去，而是不出声站了起来，像个受到侮辱的男人一样，气得发抖地开始穿衣服。她扑通一下又坐到床上时，似乎没有注意或者不关心他在干吗，但是没过多久，他在扣衬衫扣子时，他知道她在看着他，准备跟他道歉。 “沃伦？”她用害怕的声音低低地说。“别走。对不起我那样叫你，我再也不说了。请过来跟我在一起，好吗？” 那足以让他的手指停止扣上衬衫，然后很快，就足以让他开始再次解开扣子。现在走，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很有可能比留下来更糟糕。再说，给人看成一个胸怀够宽广、能宽恕的男人无疑是不错的。 “……哦，”他又回到床上后，她说，“哦，这样好点了。哦，再靠近点，让我——对了，对了，哦，哦，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夜里一个人。你呢？” 这是一次脆弱而愉快的停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较晚时候，当时他走得尽管紧张，但还是挺愉快。 然而在坐地铁回去的一路上，他后悔没有跟她说出最后的话。坐车时，他在脑子里想了几种最后宣言的开头——“你看，克丽斯汀，我看这样下去根本不行……”或者“宝贝，要是你想把我看成一个‘庞斯’什么的，我想我们该……”——直到他从这节车厢里别的乘客扫他一眼就躲开的不自然眼神中，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在动，还在用手做相应的小小手势。 “沃伦？”那天下午，电话上传来了朱迪思那老年人的悦耳声音，她是从苏塞克斯打过来的。“我想我有可能星期二去市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会给你添很大麻烦吗？” 他说不要这样说，并说他很盼望她回来，可是他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克丽斯汀说：“嗨，亲爱的。” “哦，嗨，你好吗？” “嗯，还行，只是昨天晚上我对你不是很好，我有时候会那样的。我知道挺糟糕，可是我真的会。不过我能给你弥补一下吗？星期二你可以过来吗？” “嗯，我不知道，克丽斯汀，我在想。也许我们最好可以说——” 她换了语气：“你来还是不来？” 他沉默了一两秒，让她等着，然后才同意去——他当时之所以同意，只是因为他知道当面说最后的话，要比在电话上说好。 他不会整个晚上都待在那里，而会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就走；如果那幢房子里人很多，他会带她去酒馆，他们可以在那儿不受打扰地谈谈。他决定不再排练怎么说话：到时间他自然会找到正确的用词和正确的语气。 但是他要说的除了得是最后的话，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让人头痛的一点——是一定得说得讲究，不然会给她留下怨恨，可能在电话上有很多麻烦——朱迪思在家，不能再冒这种险——甚至有可能出现比那更糟糕的时候。他能想象他和克丽斯汀下午茶时去朱迪思那里做客，在她的客厅里（“一定把你的年轻朋友带来啊，沃伦”），就像他和卡罗尔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他能想象出克丽斯汀等到聊天不活跃时，把杯子和盘子用力放下以加强语气，说：“哎，太太，我要跟你说件新闻。你知道你这位可爱的大侄子是个什么角色吗？呃？嗯，我告诉你，他是个‘庞斯’。” 他本来计划晚餐后过了很久才到，可是这天晚上他们肯定开饭开得晚，因为当时都还坐在餐桌前，格雷丝·阿诺德递给他一个盘子。 “不，谢谢了。”他说，可是不管怎样，他还是坐到了克丽斯汀旁边，因为不那样会显得没礼貌。 “克丽斯汀？”他说，“吃完饭你跟我去酒馆坐一会儿好吗？” “干吗？”她噙了一嘴食物说。 “因为我想跟你聊聊。” “我们可以在这儿聊。” “不，我们没法聊。”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我们可以晚点聊嘛。” 沃伦觉得自己的计划开始像沙子一样散开了。 艾米那天晚上似乎情绪很好。不管阿尔弗雷德和格雷丝说什么，都能让她放声大笑；她唱了《难以忘记》中的一段副歌，至少跟克丽斯汀唱那首歌时所带的感情一样丰富；她退到房间中央，脱掉鞋子，伴随着电影《红魔坊》的主题曲，轻轻扭动屁股，为观众跳了一段漂亮的舞蹈。 “你今天晚上干吗不出去，艾米？”克丽斯汀问。 “哦，我不知道；我不想吧。有时候，我只想安安静静待在家里。” “阿尔弗雷德？”格雷丝叫道，“看看还有没有青柠汁，有的话，我们可以喝金青柠酒了。” 他们在收音机里找到了舞曲，格雷丝的身子软绵绵地靠在阿尔弗雷德的怀里，跳一曲老式的华尔兹。“我喜欢跳华尔兹。”她解释道，“我一直喜欢跳华尔兹。”——可是他们碰到熨衣板并把它撞翻时，突然就停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件事再滑稽不过。 克丽斯汀想证明自己会跳吉特巴，也许是想跟艾米比一比，可是跟她跳，沃伦是个动作笨拙的舞伴：他单脚跳起来，拖着脚步，跳出了汗，也不是真正知道该怎样让她旋出到两人一臂之远，然后再怎样让她旋回来，所以他们的表演也变得难看，让大家哈哈大笑。 “……哦，真好啊，我们都是这么好的朋友。”格雷丝·阿诺德说，一边迫不及待地又打开一瓶杜松子酒。“我们今天晚上只是在这儿开开心心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要紧事，对吗？” 对。过了一会儿，阿尔弗雷德和沃伦一块儿坐在沙发上讨论英国和美国军队的异同，这是和平时期的一对老兵；后来阿尔弗雷德起身再去喝一杯，艾米微笑着坐到他空出的地方，轻轻用指尖碰了碰沃伦的大腿，重新开个头跟他聊天。 “艾米，”克丽斯汀在房间那头说。“你别碰沃伦，要不我杀了你。” 之后一切都变味了。艾米一跃而起，激动地否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克丽斯汀反驳的声音很大，话又说得难听，格雷丝和阿尔弗雷德站在那儿，就像观看街头车祸的人一样，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沃伦则想消失掉。 “你总是这么做，”克丽斯汀大喊大叫。“自从我让你住到这儿，我带回家的每个男人，你都会卖弄风骚，跟他蹭来蹭去。你是个贱货，骚货，你是个小浪货。” “你是个婊子。”艾米哭着说，马上眼泪就出来了。这时她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可是没走到：她不得不转过身，拳头堵着嘴巴，眼里闪烁着害怕的光芒，她要听听克丽斯汀跟格雷丝·阿诺德说什么。 “好吧，格雷丝，听着。”克丽斯汀声音很高，镇定得让人觉得有危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可是你得做个选择，要她还是要我。我是说真的，因为我凭着那个孩子的性命发誓”——她一只胳膊演戏一般向着她的卧室方向挥了一下——“我凭着那个孩子的性命发誓，她留下来的话，我一天都不会多待。” “哦，”艾米说着逼近了她。“这么做真差劲。哦，你是个肮脏的——” 两个女孩突然就打起来了，扭打着，用拳头捶，撕扯衣服，揪头发。格雷丝像个尖叫着的、浑身颤抖的裁判，想把她们分开，可只是让自己挨了几下，给推来推去，直到把她弄倒了，这时阿尔弗雷德·阿诺德过来干涉。 “妈的，”他说，“别打了，别打了。”他总算把掐着艾米脖子的克丽斯汀拉开，一把把她推到一旁，然后不让艾米有进一步行动，把她整个人摔倒在那张沙发上，她在那里捂着脸哭。 “娘儿们，”阿尔弗雷德绊了一下又直起身子时说，“操蛋的娘儿们。” “煮点咖啡吧。”格雷丝已经爬到那张安乐椅上，她在那儿建议，阿尔弗雷德跌跌撞撞地走到炉子那儿，把一锅水坐到煤气炉上。他笨手笨脚地找了一会儿，找到一瓶速溶咖啡浓浆，呼哧呼哧地往五个干净杯子里面各加了满满一勺那种玩意儿；然后就开始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瞪着眼睛，眼神炯炯，像是一个从来没想到自己的生活会过成这样的男人。 “操蛋的娘儿们。”他又说了一遍，“娘儿们。”他用了全身力气，右手一拳砸在墙上。 “嗯，我知道阿尔弗雷德不高兴，”克丽斯汀后来说，当时她和沃伦在床上。“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把他的手伤成那样，真可怕。” “我能进来吗？”格雷丝胆小地敲了一下门问道，她看上去挺高兴，却衣衫不整。她还穿着裙子，但显然取掉了吊袜带，因为她的黑色尼龙袜都掉到了脚踝和鞋子那儿，皱巴巴的。她光光的腿上颜色苍白，隐约能看到汗毛。 “阿尔弗雷德的手怎么样？”克丽斯汀问。 “嗯，他把手浸到热水里。”格雷丝说，“可他老是拿出来，想放到嘴里。他会没事的。不管怎么样，听着，克丽斯汀，你说艾米的话说得对，她一点都不好。自从你把她领到这儿，我就知道了。我以前不想说什么，因为她是你的朋友，可这是千真万确。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克丽斯汀，你永远都是我最喜欢的。” 沃伦躺在那儿听着，把床单拉到下巴处，他渴望享受到家里的宁静。 “……记得那次她把干洗衣服的票弄丢了，然后又撒谎吗？” “哦，记得那天我准备跟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吗？”格雷丝说。“没时间做三明治了，所以我们就只是用吐司夹鸡蛋，因为那样更快？她一直在旁边晃悠，老是说：‘你们煮鸡蛋干吗？’她很生气，也很嫉妒，因为我们没叫她一起去看电影，她表现得像是个小孩子。” “嗯，她的确是个小孩子。她不够——她根本不成熟。” “对。你说得一点不错，克丽斯汀。我跟你说我想好了要怎么做：明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告诉她。我就那么说：‘对不起，艾米，可是我家不再欢迎你了……’” 天没亮沃伦就离开了这座房子，他想在自己家里睡觉，不过他没法指望睡眠能超过一两个钟头，因为朱迪思下来洗澡时，他得起床，穿好衣服，面带微笑。 “我得说你的气色真不错，沃伦。”朱迪思跟他说，“你看上去就像一个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把握的人，平静、健康。一点憔悴的样子也没有，以前有时候看到你那样，会让我为你感到担心。” “哦？”他说，“嗯，谢谢，朱迪思。你的气色也很不错，不过当然了，你一直是这样。” 他知道电话会响的，他只希望到中午再响，当时朱迪思会去吃午餐——要么在她哪天想省钱时，出去少量买些东西。她会拎一个网兜去附近，那里有很多恭恭敬敬、心怀钦佩的铺主——英国的男男女女几代人都受到了教育，在看到一位高贵的女士时，还是心里有数的。 中午时，从前窗那里，他看着她仪态庄严的老人身躯走下台阶，慢慢地走在街上。好像还没过一分钟，电话就突然响了，他的神经让电话铃听着比实际上更响。 “你走得真是急啊，”克丽斯汀说。 “是啊。嗯，我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艾米怎么样？” “哦，现在没事了，全都结束了。我们三个人谈了很久，最后我劝格雷丝让她留下来。” “嗯，好，不过她愿意留下来，还是让我很吃惊。” “开玩笑吧你？艾米？你以为她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天哪，你要是以为艾米有别的地方可去，那你可是疯掉了。我是说你了解我，沃伦：我有时候会很生气，可是永远做不到真的把谁赶到街上。”她顿了一下，他能听到她嘴里嚼口香糖啪嗒啪嗒响的声音。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她原来也嚼口香糖。 有一会儿，他想到她这样处于平静、讲理、嚼着口香糖的思想状态，也许是目前为止跟她分手的最佳时机，无论是不是在电话上，但是他还没有组织好开场白，她就又说话了。 “哎，听我说，亲爱的，我想我有几天不能跟你见面了。今天晚上要出去，明天也要，还有整个周末都要。”她刺耳地轻轻笑了一下。“我得去挣点钱，不是吗？” “嗯，那当然。”他说，“你当然要。我知道的。”这些随声附和的话说出来后，他才意识到那些话，正是一个“庞斯”有可能会说的话。 “不过我也许哪天下午可以去你那儿。”克丽斯汀提议。 “不，别过来。”他马上说。“我——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图书馆。” 他们说好了下个星期的某个晚上，五点钟去她住的地方；可是从她的说话声音里，有哪里让他怀疑即使到那时，她也不会在家——有意失约，那会是她不用开口就摆脱他的方法，要么至少是这样做的开始：没有谁的“庞斯”可以永远当下去。所以，到了那天和那个时辰，他发现她没在时，没有感到吃惊。 “克丽斯汀不在，沃伦。”格雷丝·阿诺德解释道，一边礼貌地从门口让开让他进去。“她让我跟你说她会打电话。她得去苏格兰几天。” “哦？那——家里有什么麻烦事吗？” “你说‘麻烦’，指的是什么？” “嗯，我只是说会不会——”沃伦发现自己在说着那个蹩脚的同样理由，他和卡罗尔曾经都认为对朱迪思来说已经够好，那似乎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她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还是类似怎么样？” “对了，是的。”格雷丝显然很感谢他来解围。“她家里有人生病了。” 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挺遗憾。 “我给你倒点什么好吗，沃伦？” “不，谢谢了。再见，格雷丝。”转身要走时，他发现在他心里，一些词正在自行组成，能够凑成最后一段冷淡的退场话。可是他还没到门口，阿尔弗雷德下班回来了，看上去很尴尬，他的前臂打着厚厚的石膏，从肘部一直到骨折的手指尖，用一条棉布吊带吊着。 “天哪，”沃伦说，“看样子真的不舒服啊。” “哈，都会习惯的。”阿尔弗雷德说，“跟别的事情一样。” “知道他断了多少根骨头吗，沃伦？”格雷丝问，几乎像是在吹嘘。“三根，三根骨头。” “哇，可是你的手成了这样，还怎么上班呢？” “哦，这个嘛，”阿尔弗雷德脸上挤出一丝自嘲的微笑。“他们只派给我轻松的活。” 在门口，沃伦手握着门把手要走时，又转过身说：“告诉克丽斯汀我来过了，格雷丝，好吗？你也可以告诉她我对你说的苏格兰那边的事，一个字儿都不相信。噢，要是她想打电话给我，告诉她别麻烦了。再见。” 坐车回家时，他一再跟自己说可以放心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听到克丽斯汀对他说什么。他也许希望过会有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局，不过也许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让人满意的结局。他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越想越得意：“要是她想打电话给我，告诉她别麻烦了。”在那种情形下，是以完全正确的方式，传递了正确的信息。 那天晚上很晚时候，电话响到第二声，几乎可以肯定朱迪思当时在睡觉，沃伦一跳而起，在朱迪思被吵醒前拿起了电话。 “听着，”克丽斯汀说，她的声音完全没什么温情，甚至没有起码的礼貌，就像一部警匪片里的告密者说话那样。“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有件事情你应该知道。阿尔弗雷德生你的气，我是说很生气。” “是吗？为什么？” 他几乎能看到她眯起眼睛，绷起嘴唇。“因为你说他老婆是骗子。” “哦，得了吧，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的话？好吧，走着瞧吧。我是为你好才告诉你。如果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男人觉得自己老婆受到了侮辱，那就麻烦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那个家里的男人应该在家——沃伦花了快一上午时间，才决定最好去跟他谈谈。这样做好像没道理，他害怕见到克丽斯汀；不过呢，一旦做完这件事，他就可以把一切都置之脑后。 可是他不用走近那座房子。转过街角，走到最后一个街区时，他碰到了阿尔弗雷德和六个孩子走在街上，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是星期天要去哪儿，也许去动物园。看样子简很高兴看到他：她抓着阿尔弗雷德那只没受伤的手，她非洲人式的头发上，扎了个鲜艳的粉红色蝴蝶结。“嗨，沃伦。”她说，那几个年龄更小的小孩停下来围了一圈。 “嗨，简，你打扮得真漂亮。”说完他对那个男人说，“阿尔弗雷德，我想我该向你道个歉。” “道歉？干吗？” “嗯，克丽斯汀说我跟格雷丝说的话让你生气了。” 阿尔弗雷德露出大惑不解的样子，似乎在考虑太复杂、太微妙、怎样都理不清楚的问题。“没有啊，”他说，“没有啊，根本没这回事。” “那好吧，好吧，可是我想跟你说我没有什么——你知道的。” 阿尔弗雷德做了个小小的鬼脸，调整了一下他打石膏的胳膊的吊带位置。“给你提个建议啊，沃伦，”他说，“千万别太相信女人的话。”他像个老熟人一样，挤了一下眼睛。 克丽斯汀再打电话给他时，语气又是像女孩那样热情洋溢，似乎他们之间完全没有过任何问题——可是沃伦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变化的原因何在，也永远不需要衡量这种变化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 “亲爱的，听着，”她说，“我想到现在，家里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是说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晚上，或者无论你什么时候能过来，我们都可以好好地——” “哎，等一会儿，”他告诉她，“你听我说一分钟话好吗，宝贝——哦，对了，我想我们该别说‘亲爱的’和‘宝贝’那些词儿了，你不觉得吗？听我说。” 他站起来以强调语气，不再让步，他说最后几句话时，电话线绷紧缠到了衬衫上，他空着的那只手攥成拳头，有节奏地在空中挥动，就像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神情激昂的讲话者那样。 “听我说。我想跟阿尔弗雷德道歉，他根本他妈的不知道我什么意思，根本他妈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明白我的话吗？好吧，这是一件事，另外，我也受够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克丽斯汀，你明白我的话吗？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好吧，亲爱的。”她说得又快又温顺，她挂电话的声音几乎让沃伦没听清楚她说什么。 他仍然紧抓电话贴在脸前，呼哧呼哧的，这时他听到楼上朱迪思的电话听筒放回话机上的声音，缓慢而小心。 嗯，没关系，谁在乎？他走到装了满满一箱书的纸板箱前，狠狠踢了一脚，让箱子滑开三四英尺，腾起一片颤颤的尘雾；然后他眼睛扫了一圈，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可踢或者用拳头砸，或者打碎、打破，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又走回原来的地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颠了两下，一只手握拳抵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好吧，好吧，嗯，去他妈的。那又怎么样？谁在乎？ 过了一会儿，随着他的心跳缓下来，他发现自己所想的，只是克丽斯汀的声音随着“好吧，亲爱的”响了一下就归于空寂。从来就没什么好害怕的。这么久以来，如果他以前跟她说话严厉点，她会立刻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好吧，亲爱的”——也许甚至还带着亲切和退缩的笑容。毕竟，她只是个愚蠢的伦敦街头小妓女而已。 几天后，他妻子写来的一封信改变了一切。自从她回到纽约后，她大约每星期寄来一封匆匆写就的语气温和的信，用打字机打在漂亮的信纸上，是她找到工作的那家商业公司里的。但这封信是手写的，写在柔软的蓝色信纸上，处处看得出是精心写成。信上说她爱他，很想念他，想让他回家——不过马上又说，选择权完全在他。 “……回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问题更多出在我身上，而不是在你身上。我经常错误地把你的温柔当成软弱——那肯定是我所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想到这里就让我感觉痛苦之极，可是还有很多别的……” 她不改本色地用了一大段来写房地产方面的事。纽约的公寓荒很严重，她解释道，可是她已经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在一个邻近地方都不错的地方二楼的三个房间，租金惊人地…… 他很快地看了有关租金、租约、房间大小和窗户的那部分，他多看了两遍她那封信的结尾。 “如果你想提前回国，富布赖特项目的人不会反对，对吧？哦，我真的希望你会——希望你想回来，我是说。凯西老是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老是说：‘快了。’” “我要坦白一件很糟糕的事。”那天下午在朱迪思的客厅里用茶点时，她说，“前不久有天晚上，我听了你在电话上说话——然后当然，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在你之前放下了电话，所以你肯定知道我在听。我抱歉极了，沃伦。” “哦，”他说，“嗯，没关系的。” “对，我想也是，真的。如果我们住得这么近，我想总会有这种侵犯个人隐私的小事情，要是我真的想让你知道我——嗯，没关系，你知道的。”过了一会儿，她淘气地、开玩笑般地看了他一眼。“我以前没想到你会发这么大的火，沃伦。那么严厉，声音那么大，那么说一不二。不过我得说，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女孩的声音。她听着有点俗气。” “是啊，嗯，那件事说来话长。”他意识到自己的脸红了，就低头看着自己的茶杯，直到他觉得可以再次抬眼看，就换了个话题。“朱迪思，我想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卡罗尔已经给我们在纽约找到一个地方住，所以等我——” “哦，那么说你们是解决了。”朱迪思说，“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解决什么？” “让你们都这么痛苦的什么事呀。哦，我真高兴。你没有真的以为我相信了什么家里有人生病的胡话，对吧？有没有哪个年轻的妻子会为了那种原因，就独自漂洋过海？卡罗尔以为我信了，我当时甚至还有点不高兴。我一直想说，哦，跟我说说吧，亲爱的，跟我说说吧。因为你知道，人一老，沃伦——”她眼里涌出了泪水，她用手擦却擦不干净。“人一老，就很想让你爱的人过得幸福。” 沃伦启航前一晚，行李都已经收拾好，地下室干净得像是花了一天时间擦洗后的结果。他开始完成最后一件任务，即把书桌收拾好。大部分书都可以扔掉，需要的文件全都可以一起放进行李箱里的最后一点地方——天哪，他就要离开这儿了；哦，天哪，他要回家了——可是他拿起最后一把东西时，露出了那个纸板做的小音乐盒。 他不急不躁地把音乐盒慢慢倒着演奏，似乎想让自己永远记住这首声音细细的、旋律忧郁的乐曲。他由着它唤起了一幅情景——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喃喃地说：“哦，我爱你”，因为他也想把这记住，然后他松开手，让音乐盒掉进垃圾堆。 [1] 商标名，该商品是一种速溶水果味饮料粉。 [2] 罗森伯格夫妇为美国公民，被指控是苏联间谍，1953年被处死。 [3] 《走向永生》（From Here to Eternity，又译《乱世忠魂》）为美国作家詹姆斯·琼斯（1921—1977）于1951年出版的小说，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53年上映。 [4] 杰克是约翰的爱称。 探亲假 对五十七师来说，好像诸事不顺。这个师开赴海外后，正好赶上在突出部战役[1]中遭到重创；在太快补充了大量兵员而实力加强后，先是在法国东部，然后在德国浴血奋战——一直表现得不算糟糕，但也不是特别出色——直到战争在五月份结束。 到了那年七月份，在作为占领军那段服役期开始完全有望成为他们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时——当时德国的单身女孩极多——倒霉的第五十七师全体官兵被装上货运列车拉回法国。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纳闷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平庸的士兵，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百无聊赖地坐在货车车厢里时，有人甚至讲出了这个疑问，直到有人让他们闭嘴。他们的目的地那边，没多少指望会有人欢迎或者得到什么慰籍：当时的法国人出了名地讨厌美国人。 拉着整支部队的这趟列车终于停在兰斯（根本没人想去学会这个地名应该怎样发音）附近一片阳光照耀的野草地时，那些人下了车，吃力地把他们的装备抬上汽车，然后把车开到他们新的居住地——这个营地，由几天前匆匆支起来的一座座深绿褐色帐篷组成，一座能住一个班。他们得到通知，要往平纹细布的床垫套里塞满专门为此提供的一团团禾秆，把他们未装子弹的步枪枪口朝下架到他们的帆布床的木头床腿交叉处。亨利·R. 威多斯上尉——他态度粗暴、爱酗酒，是C连的连长——第二天早上把什么都解释了，当时他手下的人在本连指定区域的草地上（草长得深，已经变黄）集合，他对他们讲话： “照我的理解，”他开始了，一边紧张地小步子来回走着，那是他的特点。“这儿就是所谓的重新安置营地。这一整片地区建了很多这样的营地。他们会根据积分方案把人从德国调回来，拉到这些营地，再安排他们回国。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那什么，安排。我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职责，很有可能是供应和文书工作，我想。我一有更多消息，马上会通知你们。就这样。” 威多斯上尉曾被授予银星勋章，因为去年冬天，他在齐膝深的积雪中，率领士兵发起了一次进攻，为他赢得了绝佳的战略优势，但是让自己一个排的人死伤近半。甚至到现在，连队的人还是怕他。 他们到了这个营地过了几星期后——当时他们塞草的床垫已经睡平，因为露水，他们的步枪上面有点点锈迹——有座营房里出了件好玩的事。一个名叫迈伦·费尔普斯的下士（他三十三岁，但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入伍前是个煤矿工人）仔细弹掉一枝从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粗雪茄的烟灰后说：“哈，我希望你们这些小孩子别谈论德国了。我听够了说德国、德国、德国。”然后他伸了伸腰，让他那张不结实的帆布床在不平的地上晃了两晃。他一只胳膊垫在头下面，以表示那是个平和的世界，另一只胳膊懒洋洋地借助雪茄来比划。“我是说就算你们在德国，又他妈会干吗？呃？你们会去睡女人，睡女人，得上淋病、梅毒、睾丸肿，就这些，你们还会灌很多烈酒、啤酒，变得没力气，身材走形。对吧？对吧？嗯，你要是问我，在这儿要好很多。我们有新鲜空气，有地方住，有食物，有纪律。这才是男人的生活。” 一开始，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好像至少过了五秒钟——这段时间，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费尔普斯，然后面面相觑，之后才爆发出第一波哄堂大笑。 “岂有此理，费尔普斯，‘男人的生活’，”有人叫道，另外有人喊道：“费尔普斯，你是个混球，你一直是个混球。” 这番攻击之下，费尔普斯挣扎着起来；他的眼睛和嘴巴露出了愤怒，让人同情，他的两边脸上，都有一块块尴尬的粉红色。 “……你那操蛋的煤矿呢，费尔普斯？那也是‘男人的生活’吗？” 他显得无助，努力想说什么，却没人听，很快他显得可怜。他的脸上显然说明他知道“男人的生活”这样的话如今会传遍别的帐篷，引发一阵阵哄堂大笑，只要他还在这个连队，这件事就会一直纠缠着他。 一等兵保罗·科尔比跟别人一起大笑，但笑声未歇就离开了帐篷，他要按照那天下午约好的时间去见威多斯上尉。他身后的笑声降低了，停息了，可是他没感到什么可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之所以被提升为下士，是因为他是突出部战役后他们排仅剩的两人之一。如果他再继续闹笑话，几乎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降职。 还不仅仅是这样。无论保罗·科尔比是否愿意向自己承认，他至少同意费尔普斯那惊人之语中的一方面：在草地帐篷里这种简单、有秩序以及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也开始喜欢上了。在这里，完全不用去证明什么。 科尔比是去年一月份在比利时加入这个连的众多补充兵员之一，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历了自豪、恐惧、疲劳和气馁几个阶段。他当时十九岁。 科尔比走进作为连部办公室的那座帐篷里，走到威多斯上尉的办公桌前，立正，敬礼，然后说：“长官，我申请休探亲假。” “休什么？” “探亲——” “稍息。” “谢谢，长官。是这样，在国内，如果你家里有事，有时候就可以休探亲假——如果有人去世，或者有人病得很厉害或者类似的情况。现在在这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允许休探亲假，仅限于去看望住在欧洲的直系亲属——我是说不一定得生病还是怎么样。” “哦，是吗？”威多斯说，“对，我想我读到过。你在这边有亲戚吗？” “是的，先生。我妈妈和我妹妹住在英国。” “你是英国人？” “不，长官。我是密歇根州人；我爸爸住在那里。” “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 “他们离婚了，长官。” “哦。”威多斯皱了一下眉头，显然他还是不太明白，不过他开始在一个拍纸簿上写字。“好吧，呃，科尔比。”他最后说，“现在，你把你的——你知道——在这儿写上你妈妈的名字，还有她的地址，我会让人把其余的破事安排好。办成了就会通知你，可是我最好跟你先讲一声，这里的文书工作乱七八糟，我想你最好别抱太大希望。” 所以科尔比就决定不抱太大希望，那稍微减轻了他的良心压力。十一岁以来，他就没有见过他的妈妈和妹妹，现在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申请休假，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另外因为好像也别无选择。可是现在有了两种可能性，好的是这两方面都非他所能控制： 顺利的话，也许得经历过分讲礼貌和有着假笑及难堪沉默的十天。这段时间，她们都装作他不是个陌生人。也许会慢慢去游览伦敦，打发掉整个下午；她们也许会想让他看看要做的“典型英国事情”，例如吃用报纸拧着裹起来的炸鱼和薯条，要么去做英国人所做的其他典型的英国事情，会一再用表情来说明一切都多么好，大家却都在心里数着日子过，直到结束。 如果请不到假，也许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年前他就让自己无奈地接受了那一点，当时这件事要重要得多得多，事实上，失去她们在当时几乎不可忍受。 “嗯，你妈妈是那种聪明的英国女孩，她们来到美国，以为街道上都铺着黄金。”保罗·科尔比的爸爸跟他解释过，解释过好多次，经常同时手里端着一杯酒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所以我们就结婚了，你和你妹妹出生了，然后很快，我想她开始琢磨，哎，这个国家的美好承诺呢？幸福快乐在哪里呢？黄金在哪儿呢？你明白我的话吗，保罗？” “当然。” “所以她开始变得不安分——妈的，她变得不安分，不过这方面，我就不跟你说了——没过多久，她就想离婚。嗯，好吧，我想，那都是注定的，可是接着她竟然说：‘两个孩子跟我。’我跟她说：‘等一下，’我说，‘稍等片刻，英国女王小姐，咱们得讲公道。’” “嗯，幸运的是，当时我有个好朋友，厄尔·吉布斯，厄尔是个顶呱呱的律师。他跟我说：‘弗雷德，在争夺监护权上，她根本没什么好理由。’我说：‘厄尔，只管把孩子给我要来。’他就去努力。厄尔尽他所能帮我，可是你要知道，你妈妈搬到了底特律，把你们两个都带到了那儿，所以也不好办。有一次我去那儿领你们俩去看球赛，可是你妹妹说她不喜欢棒球，反正那天也感觉不是很舒服——天哪，那样一件小事能带来多少痛苦！所以那天只有你跟我去了布里格斯体育场看老虎队比赛——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保罗？” “当然。” “然后我带你回到这儿跟我住。哼，你妈妈大发雷霆。只能这么说她。她完全不可理喻。她已经给你们三个人买了去英国的船票，你要知道，她开着那辆普利茅斯牌小破车来到这儿，她甚至还不会开车呢。她一上来就大喊大叫，说我‘绑架’了你。你还记得吗？” “记得。” “嗯，那个下午过得很要命。厄尔·吉布斯和他太太当时正好在我这儿，可以说挽救了那一天——要么说挽救了一半，我想。因为我们刚刚一起努力让你妈妈安静下来，厄尔就走到她跟前，跟她聊了很久。最后他说：‘维维安，往好的一面看，适可而止吧。’” “所以你看，她没办法，就开着那辆破车走了，你妹妹在她旁边，我想几星期后，她们就到了伦敦，就那样了。就那样了。 “嗯，可是我现在说的意思是，保罗，到头来，事情还差不多算是圆满吧。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你的继母，我们很般配。谁都能看得出我们很般配，不是吗？至于你的妈妈，我知道她跟我在一起从来不快乐。当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不快乐时，任何一个男的，保罗——任何一个男的——都应该知道的。管他的，人生苦短啊。我早就原谅她是我妻子时带给我的痛苦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无法原谅她，永远不能：她带走了我的小女孩。” 保罗·科尔比的妹妹玛西娅几乎正好比他小一岁。五岁时，她教他怎样在洗澡水里吹一连串泡泡；八岁时，她踢翻了他的电动火车，那是想说服他纸娃娃更好玩，也的确是这样；之后一年左右，他们一起吓得发抖地互相挑战，看谁敢从一根高高的枫树枝上跳下去，他们跳了，但是他永远都会记得是她先跳。 那天下午，当他们的父母在客厅歇斯底里吵架和那位律师大声请他们有话好好说时，他从家里看着玛西娅，当时她在那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等，车停在行车道上，上面溅了一层泥巴。因为他很有把握没人注意到他不在，他就出去看她。 她看到他过来时，摇下窗户说：“他们究竟在里面干吗？” “嗯，他们在——我不知道。很厉害——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不过我想会没事的。” “是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你最好进去吧，保罗，好吗？我是说我想爸爸不想看到你来这儿。” “好吧。”他走回屋里时，停了一下扭头看，他们羞怯地很快互相挥了挥手。 刚开始，经常能收到来自伦敦的信——玛西娅匆忙写的快乐的、有时傻傻的信和他妈妈写的认真而越来越不自然的信。 一九四零年“闪电战”期间，当美国的每位电台新闻评论员都暗示伦敦到处一片瓦砾而且还在着火时，玛西娅写了封挺长的信，说明那些报道也许是夸大其辞了。东区那边当然很糟糕，她说，那是“残酷的”，因为穷人多数住在那边，但是市里也有“很大片的地方”丝毫无损。她和他们的妈妈所住的离市内八英里的郊区那边“极其安全”。写那封信时，她十三岁，他一直觉着她小小年龄能写出那样的信来，真是聪明得不一般。 后来几年里，她慢慢没了写信的习惯，除了寄圣诞卡片和生日卡片。可是他妈妈坚持定期写信来，不管他有没有回复上一封信，读那些信也变得需要借用意志的力量——甚至打开薄薄的蓝色信封和展开信纸都不容易。她写信时的紧张感如此明显，让读信也变得紧张；读到她有意写得高兴的最后一段时，总是让他松了口气，他也能感觉到她写完时，自己也松了口气。她回到英国后没过两年又结了婚，她和新丈夫不久又生了个儿子，“你的同母异父弟弟”，她说玛西娅特别喜欢他。一九四三年时，她写信说玛西娅“现在在伦敦，跟美国大使馆做”，那样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挺奇怪的，但是又没有进一步详情。 他从德国给他妹妹写过一封信，里面巧妙地在几个地方提到他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的情况，但是根本没有收到回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军邮不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她只是疏忽了回信——那在他的感情中，留下一道小而尚未愈合的伤口。 现在，离开连部办公室后，他很快写了封信给他妈妈，说他在请假方面，一点办法都没有。写完信并寄出后，他觉得可以躺到让人想睡觉的、发霉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帐篷里他的帆布床上，轻松地伸个懒腰。帐篷里有条被踩得露出泥土的过道，隔着过道不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躺在那里用睡觉来忘了他的丢脸事——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仍然感到丢脸，所以在装睡。 接下来这个月的大新闻是C连这里，可以签发去巴黎的三天通行证，一时间，各座帐篷里开始响起尖叫和淫荡的聊天声。没错，法国人讨厌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巴黎”意味着什么。据说在巴黎，你只用走到街上的一个女孩（衣着讲究，模样一流，任何一个女孩）面前说：“宝贝，你做生意吗？”她不做的话，会微笑一下说不；如果她做——要么也许就算她不做，却刚好觉得可以客串一下——然后哦，耶稣啊，上帝啊。 保罗·科尔比安排好跟乔治·米勒一起领通行证，米勒是个安静而细心的小伙子，早就成为他在步枪班最好的朋友。他们去巴黎前的几天夜里，在他们低声细语的谈话（那已经成为他们友谊的一个特点）中，他迟迟疑疑地向乔治·米勒透露说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甚至也不愿意去想的事，即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跟女人睡过觉。 米勒没有哈哈大笑。他以前也是个处男，他说，直到有天在碉堡里跟一个德国女孩在一起，那是战争结束前一个星期的事。他根本拿不准那算不算：那个女孩一直笑了又笑——米勒不知道她他妈的笑什么。他紧张得还没有真正插进去就泄了，那个女孩就把他推开了。 科尔比安慰他说那的确算是了——不用说，和他自己几次愚蠢的摸摸索索中不管哪一次相比，都算数得多得多。他本来可以跟米勒提一下其中几次，但又决定还是不要跟别人说了。 那是他们离开德国前不久，C连被分派负责两百个俄罗斯难民——被俘的平民，德国人让他们作为无偿劳工，在某个小镇上的塑料厂干活。按照威多斯的命令，刚刚被解放的这些俄罗斯人很快被安置在似乎是镇上最好的住宅区里——离工厂很远的一座小山上干净、漂亮的房子——几天或者几星期前住在那里的德国人，至少是那些未能躲开先头部队的德国人，则被安排住在劳工以前住的木板房。 在那个令人愉快的、部分曾遭到轰炸的小镇上，步兵们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干，除了在舒适的春日里四处闲逛或者偶尔做一下姿态，就像威多斯所说，让一切“不失控”。一天下午日落时分，保罗·科尔比独自在居住区的那座小山顶上负责放哨，这时一个俄罗斯女孩向他走来，对着他微笑，似乎是隔着玻璃看着他。她十七岁左右，苗条而漂亮，穿着那种洗坏了的廉价旧棉布裙，俄罗斯女人都穿那种裙子，她的乳房看着就像带尖的熟桃那样坚挺而细嫩。他只知道绝对要把她弄到手，却不知道怎么做。两边的山下，都一个人也看不到。 他微微鞠了一躬，希望是宫廷式的，然后跟她握了握手——那好像是跟她熟起来的合适做法，必须不依靠语言而做到——她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她觉得那样做傻或者让人摸不着头脑。接着他弯下腰，把步枪和头盔放到草地上，然后直起身子把她拥到怀里——摸着她感觉真棒——吻她的嘴，她回吻他，舌头伸过来很多，让他激动。很快他就直接摸到她美妙的一侧乳房（他抚弄得不带个人感情，好像那是个带尖的桃子），血液在他体内流动得也不顺畅了，可是接着，以前那种不可避免的腼腆和极为尴尬的感觉再次出现，就像他每次触摸哪个女孩时都会有的感觉一样。 跟以前一样，他很快找到了借口：他没办法把她带回那座房子，因为那里会有很多别的俄罗斯人——要么他是这样想象的——他也没办法在这儿就占有她，因为肯定会有人来：反正卡车快要接他回去了。 那样就好像没什么好做的了，只能紧紧拥抱后松开她，站在她旁边，一只胳膊还搂着她，好和她一起盯着看日落时分连绵的小山。他们以那个姿势待了又待时，他想到他们也许能成为一部名为“战胜纳粹”的苏美合拍大片中最后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接岗哨的那辆卡车真的来了时，他甚至无法骗自己说他感到生气和沮丧：他是松了口气。 二班有个说话不多的文盲士兵，名叫杰西·O. 米克斯——是排里四五个在每个月领饷时打个叉而不是签名的人之一——那部伟大的苏美合拍片淡出后两天，杰西·O. 米克斯就完全占有了那个可爱的女孩。 “今天晚上可甭想找到米克斯这家伙。”有人在排里的住处这样说，“明天也甭想，后天也是。米克斯这家伙，可是让自己爽透了。” 但这是在法国，在一个天气晴朗、充满希望的早晨，科尔比和乔治·米勒来到军士长的办公桌前领他们的三天通行证。办公桌左侧一边，有个滚动式避孕套发放器，避孕套是铝箔包起来的，数量足够，发放器的金属底座固定在木头上。你觉得需要多少，就扯多少个。科尔比让米勒先去，是想看他需要多少个——六个——接着他自己也不自然地扯下六个塞进口袋，他们就一起出去等着凑够坐车的人。 他们穿上了崭新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上面适度地佩戴着勋带和漂亮的蓝银相间的镶条，那是他们的作战步兵徽章，他们还仔细把他们的作战靴打了鞋油并擦亮。不过他们走得别扭，因为两人都在裤腿里塞了两条从陆军消费合作社偷的香烟，据说在巴黎的黑市上，香烟一条能卖二十美元。 进了市区，他们大开眼界。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都在那里，跟《生活》杂志上的一样，不管往哪个方向，一去都有好几英里：有太多东西让你忍不住停下来转过身看，如此再三。 卡车把他们拉到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那里会成为一个像家一样的行动基地，提供宿舍、淋浴和一日三餐，还有些房间可以打乒乓球，还可以在坐着很软的椅子上打盹。只是当门外有那么多的神秘之事和挑战时，笨蛋才会想在这里待很久，不过科尔比和米勒同意不管怎么样，午饭还是在那里解决，因为到了午饭时候。 他们想好接下来是把香烟处理掉，那倒不难。走了几个街区，他们就碰到一个大约十四岁的板着脸的小个子男孩，他领他们到了楼上一间上了三道锁的房间，里面的美国香烟堆到了天花板。他不说话也咄咄逼人，很不耐烦地想赶快做完生意，从一大卷漂亮的法国钞票中抽出几张付给他们，那种做派，是要说明再过三四年，他也许会成为欧洲地下世界的要人。 乔治·米勒带了照相机，想照几张相寄给父母，所以他们参加了一个有导游的大巴旅游团，去了主要的代表性地方，直到傍晚才结束。 “我们应该弄张地图。”他们终于摆脱那个喋喋不休的导游后，米勒说，“我们去弄张地图吧。”到处都有衣衫褴褛的老头儿向士兵兜售地图，就好像卖给小孩子玩具汽球。科尔比和米勒把他们那张地图的好多折展开，靠在一处办公楼的侧墙上摊开，用食指在地图上各个地方指指点点，两个人同时开口，这是他们这天第一次意见不一致。 自从上中学时读过《太阳照常升起》以来，科尔比就知道左岸那边，最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不错的事情。米勒也读过那本书，但是他在帐篷里听那些人说了几个星期，所以更向往皮嘉尔广场那一带。 “嗯，可那边全是妓女，乔治。”科尔比说。“你不想马上去找个妓女完事，对吧？在我们还根本没有尝试更好的之前？”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时间很多，他们会先去左岸看看，然后再去别的地方。 “哇，”米勒在地铁站说；他一直擅长弄明白一些事情。“看出来这是怎么用的吗？你按下你所在地方的按钮，然后按下你想去什么地方，怎么走的就他妈全亮了。在这座城市，你想迷路，得是个傻瓜才有可能。” “是啊。” 科尔比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关于左岸，米勒说对了。甚至过了两个钟头，那里无穷无尽的街道和林荫大道都未能说明会遇到什么不错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每一家里面、外面都有很多座位的路边咖啡馆那里，有几百个人谈笑风生，当中有很多漂亮女孩，但是她们很快避开的冷冷眼神，马上说明她们属于占多数的讨厌美国人的那类法国人。如果你真的偶尔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独自走路，不管你有多么胆怯不安地想跟她对上眼神，她看上去都像是在被问到是否做生意时，会从手袋里掏出一个警笛使劲吹。 可是耶稣啊，基督啊，皮嘉尔广场一带，暮色初起时，那里跳动的正是性的脉搏；在阴影里和每个人警觉的脸上，都绝对有种邪恶的因素。街上铁制下水道井盖冒出来的蒸汽在鲜艳的煤气灯和电光招牌照耀下，马上变成了红、蓝、绿几色。在几百个游荡着的士兵中间，到处都是女孩、女人，在走动，等待。 科尔比和米勒不赶时间，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一张桌前，慢慢品着高杯酒，侍者保证过那是“美国威士忌”。晚饭就不用考虑了——他们去过一下红十字会，在那里洗了洗，吃了饭，米勒把照相机留在那儿（这天晚上他不想显得像是个游客）——所以有一阵子，除了看着，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看到街对面跟一个男人出来的那个女孩吗？”米勒眯着眼睛问。“看到他们了吗？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还有那个这会儿正在离开她的那个男的？” “看到了。” “我敢向上帝发誓不到五分钟前，我看到他们走进那扇门。狗娘养的。她给了那个男的五分钟，不到五分钟，她很可能会收他二十块钱呢。” “天哪。”科尔比喝了口酒，来驱除他脑子里马上出现的丑陋画面。五分钟又能办成什么事？单单脱衣服、穿衣服，不就需要那么久吗？早泄早成那样，该有多么可悲？也许她给他口交，可是根据在帐篷里无所不谈的聊天，那应该需要比五分钟久得多。要么也许——这种可能性让他心头凛然一惊——也许那个男的在房间里惊慌失措。也许在看着她准备好时，他突然知道他做不到他按说要做的，知道完全没有希望尝试，或者就连装做尝试的希望也没有，就脱口而出，用中学里学的法语说了些道歉的话，把钱塞到她手里，她紧跟着他下楼，说了一路的话（粗俗的？鄙视的？毫不留情的？），直到他们到街上可以分手了。 至于自己，科尔比想最好不要去找街头妓女——甚至不去找他有可能花了很久时间，根据年轻、健康和表面上性格温柔程度挑选出来的。要做的，是去一间酒吧找个女孩——这一间酒吧或者另外哪一间——不管法语说得有多么支离破碎，然后就是例行公事地请她喝酒。因为即使酒吧里的女孩不过是在休息的街头妓女（要么她们有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妓女，索价更高？你怎么可能知道区别在哪里？）——即使这样，你也有可能在最终上床前，至少感觉对方不是陌生人。 科尔比用了一两分钟时间，才让侍者注意到他，他要再喝一轮。可是他转过身时，发现乔治·米勒正在跟隔着几英寸，坐在旁边一张桌子上的女人说话，那个女人——你不能称她是个女孩子了——衣着整洁、长相讨人喜欢，从科尔比无意听到的一两个短语来看，她好像主要说的是英语。米勒已经把自己的椅子挪开去聊天，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可是科尔比能看到他脸上一片通红和紧张、腼腆的笑容。后来他看到那个女人的手在米勒的大腿上慢慢来回抚摸。 “保罗？”米勒和那个女人起身要走时，米勒说，“哎，我今天晚上可能见不着你了，可是明天早上，我会跟你在那什么地方见面，好吗？红十字会。要么也许明天早上也不会，可是你知道。我们没事的。” “当然，没事的。” 在皮嘉尔广场周围整个那片地方的其他酒吧里，都看不到有女孩或女人独自坐着。保罗·科尔比对这点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全去尝试过——有几间还去过两三次——寻觅的过程中，他喝得太多，以至于从最初的地方走开了几英里，到了完全是巴黎的另外一片地方，在那里，欢快的钢琴声让他走下街道，进了一间奇怪的美国风格小酒吧。在里面，他和别的五六个士兵在一起，他们多数人显然素不相识。他们站在那里互相搂着他们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扯着嗓门唱十声部《滚过我》，钢琴砸出旋律和装饰性颤音。唱到第六或者第七段歌词时，科尔比想到以此来结束在巴黎的第一天，也许挺难忘，但是到了唱完那首歌时，他不再有这种错觉——显然其他唱歌的也都没有。 乔治·米勒说过你得是个傻瓜才会在这座城市迷路，可是保罗·科尔比在某个地铁站站了半个钟头，按按键，弄出越来越复杂的用很多颜色的灯标出来的路线图，直到一个年纪很大的人过来告诉他怎么去红十字会。到了那里——谁都知道只有笨蛋才会想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他爬上宿舍的床铺，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张床。 第二天情况甚至更糟糕。他宿醉太厉害，直到中午才能穿上衣服；然后他溜到楼下，去每个公共房间找乔治·米勒，明知道不会找到他。他在街上走了几个钟头，两脚酸痛，由着自己享受因为任性而带来的些微的满足感。说起来，巴黎到底有什么很了不起和漂亮的地方？究竟有没有人胆敢说它只是像底特律、芝加哥或者纽约，有太多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的人身穿西装脚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有太多噪声、汽车尾气和太多绝对可恶的不讲文明、粗蛮无礼的情况？有没有人承认过操蛋的整个这里让他感到沮丧、困惑、厌烦，而且孤独得要命？ 那天晚些时候，他发现了有白葡萄酒这种东西，它缓解并驱除了他的宿醉，把他的愤怒软化成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忧郁感觉。那种酒挺好，糖分少，酒劲不大，他在一间又一间安静而让人感到亲切的咖啡馆里，喝了很多白葡萄酒。他在不同的桌子上找到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很快开始纳闷在一般的旁观者眼里，他肯定是什么样；就他记忆所及，那一直是他最秘密、让他最烦恼、最不值得赞赏的思维习惯之一。随着白葡萄酒一点点灌下去，他开始想象自己很可能看上去像是个敏感的年轻人，为了青春、爱情和死亡几件事情而纠结——一个“有趣的”年轻人——趁着那种自尊感趋于高涨，他飘然回到住处，又睡觉了。 最后一天，是想法受限、希望凋落、感觉如此消沉的一天，整个巴黎都在这种消沉的感觉中被冲洗、沉没，而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午夜时分回到皮嘉尔广场，再次喝醉，要么更有可能的是自己跟自己装作喝醉了，他发现自己几乎分文皆无。他现在甚至没钱去找嗓音最沙哑的中年妓女，他知道很可能他在自己的心底深处故意弄成这样。接下来除了赶回市里那个阴暗的地方——部队的卡车停在那里——别的就无事可做。 并非真的指望你去坐第一辆卡车，你甚至可以错过最后一辆卡车，谁都不是太在意。可是那些没讲出来的行为规则不再适合保罗·科尔比：全欧洲很可能只有他这一个士兵去巴黎待了三天，却没有跟女人睡觉。现在他毫无疑问了解了他不能再把自己的问题归于腼腆或者笨拙，而是害怕，比害怕还要糟糕，是怯懦。 “你怎么可能没看到我留的话？”乔治·米勒第二天在帐篷里问他。米勒在红十字会的留言板上给科尔比留了三次话，他说一次是在他们第一个夜晚分开后的第二天早上，还有两次是后两天早上留的。 “我想我甚至没有注意有留言板。” “咳，天哪，就在前厅，办公桌旁边，”米勒说着露出受伤的样子。“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没看到。” 科尔比解释说——边说边鄙视自己，说完马上转身走开——他并没有真的那么多时间都待在红十字会俱乐部。 不到一星期后，他给叫到连部，得到通知说他休探亲假的手续已经办妥。后来没过几天，他一下子就到了伦敦的某个地方，他住进一处里面说话声音都低低的、有着回响的红十字会俱乐部，跟巴黎的那家几乎一模一样。 他花了很久时间淋浴，然后仔细换上另外一套完全干净的军装——拖延了又拖延，接着手指颤抖着拨那台用着费事的英国投币电话，给他妈妈打通了电话。 “哦，亲爱的，”那是她的声音，“真的是你吗？哦，真奇怪……” 安排好的，是那天下午他去看她，“用下午茶”，他乘坐一辆咯咯作响的通勤车去了她住的郊区。 “哦，哎呀，真好！”她站在那座整洁的半独立式房子的门口说。“你这身漂亮之极的美国军装真精神。哦，亲爱的，哦，亲爱的。”她把头侧靠在那些纹章和战斗徽章上时，好像在哭，不过他拿不准。他说见到她他当然也挺高兴，他们就一起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 “嗯，我的天。”她说，显然已经擦干了眼泪。“在这样一座寒碜的小房子里，我怎么能指望招待好一位了不起的美国兵呢？” 可是很快他们就放松了——至少跟后来一样放松——他们面对面坐在软垫椅子上，一座小小的煤气壁炉里的粘土加热丝发出啪啪响的声音，然后变成蓝色、橙色。她告诉他她的丈夫很快就会到家，他们的儿子也会，他现在六岁了，“极想”见到他。 “嗯，好啊，”他说。 “我的确试过想联络上玛西娅，可是我打到大使馆总机时，晚了不到一秒钟；后来我又打电话到她住的地方，可是没人接，我想她们都出去了。她跟另外一个女孩合住，到现在有一年左右了，你要知道”——说到这里，她妈妈响亮地用一只鼻孔吸气，脸也转过去一点，这种习性，让记忆中的她忽然重现了——“她年纪不大，最近忙的事情可是多着呢。不过我们傍晚迟一点可以再试试，也许我们——” “不，没关系的。”他说，“我明天给她打电话。” “好吧，那随你了。” 在天很快黑下来的那个下午的剩余时间里，给他妹妹打电话就成了他唯一想去做的事，甚至在他妈妈的丈夫和他们的小男孩回来后也是。他妈妈的丈夫是个看上去筋疲力尽的中年人，他戴的帽子在他平平的、梳得很好的头发顶上，留下一块整齐的隆起部分，他几乎没有试着寒暄两句。而他们的小男孩好像远远不是极想见到他，因为他躲在那里偷看、吐舌头。 保罗喝茶，再来块抹黄油的三明治好吗？好的。他喝杯酒好吗？哦，好的。他真的没法多待一阵子，好跟他们一起吃顿小小的便饭（就是那种吐司片上放烤豆子）吗？晚上也留下来好吗？因为真的，房间足够。他想怎么都好。 他几乎等不及离开那座房子，尽管在回市内的火车上，他一直安慰自己他没有表现得没礼貌。 他醒来后，因为要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紧张得几乎吃不下早餐。 “谁？”接线员说，“请问是哪个部门？” “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那里上班。你没办法可以——” “等一下……对，这儿：我们的确有位科尔比小姐，叫玛西娅，在支付办。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嗡嗡和咔嗒几声后，又等了很久，电话线上传来一个声音，像笛声那样清澈，而且因为听到是他而高兴——那是个听说话声音就可爱的英国女孩。 “……嗯，太棒了。”她说，“你可以五点钟左右过来吗？是挨着主楼的第一幢楼，就在罗斯福塑像左边，如果你是从伯克利广场过来，你不会错过的；要是你先到，我过半分钟就会下来，要么——你知道——要是你晚了，我会在那儿等你。” 他挂上电话后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一次都没叫他的名字，也许她也腼腆。 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地下室里，有个温度过高的铺子，里面有两个穿着汗衫的淌着汗、爱说话的伦敦佬，给他们两个半先令，他们就会给你的全套军装用蒸汽熨一下，有很多士兵排队利用这种服务，科尔比也选择在那儿打发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他知道他的衣服并非真的需要熨一下，可是他今天晚上想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后来他从伯克利广场走过去，他希望那是种漫不经心的散步，他力争迈出的每一步都完美。那是罗斯福塑像，那是她的办公楼；那里的走廊上，在一群其他妇女和女孩后面一个人游荡的，是一个迟迟疑疑、带着一丝微笑的大眼睛女孩，只可能是玛西娅。 “保罗？”她问道，“是保罗吗？” 他快步上前，把她大力拥在怀里，让她的胳膊动弹不得，自己的鼻子埋在她的头发中，然后把她荡离地面，让她哈哈大笑——他做得挺好，也许是因为他教导自己要漫不经心走路的结果；等到她的鞋子又碰到地面时，她的确在哈哈大笑，各方面都表现出她喜欢那样。 “……哇！”她说，“你可真是不简单。” “你也是。”他说，然后伸出胳膊让她挽着走路。 在他们走进的第一个地方——她形容那是“附近一个挺好、有点小的地方”——他一直在暗自祝贺自己做得有多么好。他言谈流利——有一两次，甚至又让她哈哈大笑——他听得专心，又心怀同情。只是有一件小事做得不好：他想当然以为英国女孩喜欢喝啤酒，可是她把给她点的改成了“苦味杜松子酒”，那让他觉得自己笨，没有事先询问她；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表现再也没什么挑剔。 如果吧台后面有面镜子，他肯定会在去卫生间时高兴地瞄上一眼；他在旧地板上调整性地跺了两脚，是为了让裤子“垂下来”罩在他的作战靴上，然后重新以漫不经心的方式从她身边走开，穿过烟雾缭绕的人群，他希望她在看着。 “……支付办是什么意思？”他回到他们的桌前后问。 “哦，没什么。在一家商业公司，我想你会称它为工资科，我是个管发工资的职员。哈，我知道了。”她这时说，脸上的笑容变得诡异。“妈妈跟你说过我在‘跟美国大使馆做’。我有几次听到她在电话上跟别人说，当时我还住在那儿；就是差不多在那次，我决定搬出来住。” 他一直很关注自己，以至这时给她吸烟点火时，才意识到她有多么漂亮。还不仅仅是脸长得漂亮，她从上到下都不错。 “……恐怕我们的时间很不凑巧，保罗。”她说，“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我就要休假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来，你要知道，所以我已经安排好跟一个朋友去布莱克浦那边待一个星期。不过明天晚上，我们还可以聚一聚，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我住的地方吃晚饭什么的吗？” “当然。那样挺好。” “哦，太好了。一定要来。不会很丰盛，但我们今晚可以吃顿真正的晚餐来犒劳一下我们自己。要命，我饿坏了，你呢？”他猜不少英国女孩都在战争期间学会了说“要命”。 她领他去了她所称的“挺好的一家黑市餐馆”，那是个温暖而关着门的楼上房间，的确显得挺神秘；他们坐在那里，周围都是美国军官和他们的女人，用叉子叉着厚厚的肉排，她跟他说那是马肉。他们在那里奇怪地互相都腼腆，就像两个孩子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但是后来不久在他们去的第二间小酒馆时，他们谈起了往事。 “挺有意思，”她说，“一开始我特别想念爸爸，就好像是一种病，但是后来变得我对他记得不是很清楚。最近嘛，我说不好。他的信好像很——嗯，有点唱高调，空洞，有点乏味。” “是啊。嗯，他是个很——是啊。” “打仗时有一次，他寄给我公共卫生署的一份关于性病的小册子。那样做，实际上不算很委婉，对吧？” “对，对，不算。” 可是她记得电动火车和纸娃娃的事。她记得从枫树上吓人的那一跳——最糟糕的，她说，是跳下的过程中，得躲开另外一根可怕的粗枝——没错，她记得那天下午她独自在车上等，而他们的父母在屋里大喊大叫。她甚至记得保罗出来到汽车旁边跟她告别。 那天晚上到了最后，他们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坐着，她在那里开始谈起她的计划。她也许明年会回到美国上大学——他们的爸爸也想让她那样做——不过也有可能她会回去结婚。 “是吗？不开玩笑？跟谁？” 她当时对着他露出一丝微笑，那是他首次看到她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我还没有决定，”她说，“因为你要知道，有好几个人求过婚——嗯，几乎有很多。”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廉价的美国式大钱包，那种钱包里面有很多一侧固定在一起的塑料框，可以放照片，有一张又一张微笑或者皱着眉头的照片，多数都戴着海外士兵所戴的帽子，是一系列美国士兵。 “……这是切特，”她说，“他挺好的；他现在回到了克利夫兰。这是约翰，他很快就会回到得克萨斯州东部的一个小镇；这是汤姆，他挺好的，他……” 大概有五六张照片，可是好像还有更多。其中一个曾获得授勋，是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他看着挺抢眼，可是对另外一个服务及后勤人员——一个“蓝星突击队”的——科尔比学会了对那些人表示出隐隐的不屑。 “哎，那又有什么关系？”她问道，“我不在乎他在战争中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那又有什么关系？”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她收起钱包时他说，他仔细看着她。“可是呢，你爱这几个人中的谁吗？” “哦，这个嘛，当然，我想是这样。”她说，“可是话说回来，那样不难，不是吗？” “什么不难？” “爱上谁呀，如果他挺好，而且你也喜欢他。” 这句话，让他在第二天一整天里考虑了很多。 第二天夜里，他应邀“去吃晚饭什么的”，他严肃而仔细地看看了她住的那套所配家具不足的白色公寓，认识了她的室友，爱琳。她看样子有三十五六岁，从每次她眼睛一扫和露出微笑看来，显然她喜欢跟一个年龄小她很多的人同住。一开始她让科尔比感觉不自在，是在说他真是个“挺帅的小伙子”时，然后她对玛西娅兑了酒而犹豫、大惊小怪，酒是用便宜的美国混合威士忌加苏打水，没加冰。 后来发现晚餐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凑和，是用午餐肉、土豆丁、奶粉做的砂锅菜。他们都坐到餐桌前时，科尔比说了句什么话让爱琳开心大笑，而他根本没想要说得那么滑稽。平静下来后，她眼睛闪着光，转过身子对玛西娅说：“哦，他挺可爱，你哥哥，不是吗——你知道吗？我想你说他说得对。我看他的确是个处男。” 有好多方式来承受极为难堪的情形：科尔比本来可以满脸通红地低下头，要么也许可以往嘴唇间塞一根香烟，点着，眯着眼睛，用眯得更细的眼睛打量那个女的，说：“是什么让你这么想？”但他却是哈哈大笑。在足以显示了她们那样以为有多么荒唐之后，他还是笑了又笑；他坐在椅子上笑得缓不过劲，停不下来。 “……爱琳！”玛西娅说，她也脸红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有那样说过。” “哦，那，对不起，对不起，怪我。”爱琳说，可是等他终于恢复常态，同时感到有点反胃后，隔着上面放得乱七八糟的桌子，她眼里仍然有一丝亮光。 玛西娅的火车会在九点钟从伦敦北边挺远的某个火车站开，所以她得赶快。“哎，保罗，”她在忙着收拾手提行李箱时说，“你真的没必要一直送我过去；我还是自个儿去好了。” 可是他坚持要去——他想离开爱琳——他们就紧张地一起坐地铁，也没交谈。可是他们下错了站。“天哪，真蠢，”她说，“现在我们得走路了。”他们走路时，又聊了起来。 “我根本不知道爱琳发什么神经，说那么傻的话。” “没关系。忘了吧。” “因为我只是说你显得很年轻。那样说很难听吗？” “我想不是。” “我是说谁会介意自己年轻呢，真是的——大家不都想那样吗？” “我想是吧。” “哦，你想不是，你想是。嗯，是真的——的确谁都想年轻。我现在十八岁吧，有时候我想再回到十六岁。” “为什么？” “哦，那我就可以更聪明地处理一些事情了，我想；努力不去那样追逐军装——英国还有美国的；我说不好。” 这么说，她十六岁时就跟男人睡过觉了，要么是跟某个大胆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小飞行员，要么是某个嘴上抹蜜的美国人，也许跟两种人都睡过。 他走累了，拎那个手提行李箱也拎累了，需要运用意志力来提醒自己可是个步兵。后来她说：“哦，你看，我们赶到了！”他们跑了最后的五十码进站台，跑过带回音的大理石站台。可是她要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下趟车要再等一个钟头。他们不自在地在一条旧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后来他们又走到街上呼吸新鲜空气。 她从他手里拿过手提行李箱，放下来靠着一根电灯柱的基座，然后动作漂亮地坐下来，把她漂亮的两腿叠了起来。她的膝盖也漂亮。她显得很沉着。她今天晚上走的时候，知道他是个处男——她永远都会知道，无论她还会不会再次见到他。 “保罗？”她说。 “什么？” “哎，那些照片上的男孩只是跟你开玩笑——我不知道我干吗要那么做，除了犯傻。” “好吧，我就知道你在开玩笑。”即使这样，听到她那样说，还是让他松了口气。 “他们只是我认识的男孩子，当时我经常去彩虹角，红十字会俱乐部在那里开舞会。他们都没有真的向我求过婚，除了切特，那可以说只是开玩笑，因为他说我长得漂亮。要是我跟他较真，他会窘死的。” “好吧。” “刚才我跟你说我十六岁时追逐军装也挺蠢的——天哪，我十六岁时很害怕男孩。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言过其实地声称懂得更多——关于性之类，这你知道吗？” “不，不，我不知道。”他开始越来越喜欢她，然而又担心如果继续让她说下去，她很快就会坚持说自己还是个处女，好让他开心一点；那几乎肯定是照顾他面子而说谎，所以会让他感觉更糟糕。 “因为我是说，我们都还有整个一生。”她说，“不是吗？就拿你来说吧，你很快就会回家，上大学，好多年里都会有女孩子在你生活中来来去去，最后你会爱上某一位，不正是那一点，才推动这个世界转动吗？” 她对他一片好心，而他不知道是该感激她，还是让自己的悲哀再加重一点。 “再说我吧，嗯，我现在就爱着一个人，”她说，这一次，她脸上完全没显得是开玩笑。“自从我们见面后，我就一直想告诉你，只是没机会。我是要跟他一起去布莱克浦那边待一个星期。他叫拉尔夫·科瓦克斯，他二十三岁，是个轰炸机上的腰部机枪手，不过他才执行过十三次飞行任务，因为他的神经出了点毛病，从那以后就进进出出医院。他可以说是个小个子，长相滑稽，他想做的，只是穿着内衣坐着读好书，他会成为哲学家，我可以说开始觉得没有他我活不了。明年我也许根本不会去美国，也许会去海德堡[2]，因为拉尔夫想去那儿，唯一的问题，是他肯不肯让我跟着他。” “哦，”科尔比说，“我明白了。” “你什么意思，你‘明白了’？你不是很会聊天啊，你知道吗？你‘明白了’，我跟你说的事情这么少，你又怎么可能‘明白了’？天哪，就凭你那双又大又圆的处男眼睛，又怎么会看明白任何事情？” 他从她身边走开，低着头，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可是他没走多远，她就追着跑过来，她那双小小的高跟鞋在人行道上声音清脆。“哦，保罗，别走，”她叫道，“回来，请回来。我抱歉极了。” 他们就一起回到行李箱靠着灯柱放的那里，但这次她没有坐下。“我抱歉极了。”她又说，“哎，别送我上火车，我想在这儿告别。只是听着，听着，我知道你会没事的。我们俩都会没事的。特别重要的是要相信这一点。嗯，上帝保佑你。” “好吧，上帝也保佑你，”他说。“也保佑你，玛西娅。” 接着她胳膊抬起来搂住了他的脖子，有一阵子，她整个苗条的身躯贴着他的贴了一会儿，她泣不成声地说：“哦，我的哥哥。” 之后，他一个人走了很远，走得完全没有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的军靴后跟沉着而节奏均匀地踏着，他的脸上，是个心里在考虑几件事情、讲究实际的年轻人的样子。明天他会给他妈妈打个电话，说他已奉令回到法国，“职责所需”——这个短语，她既不会明白，也不会提出疑问，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说英语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时间里，绝对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女孩。 [1] 又称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1944年在西线最大的阵地反击战，以德国失败而结束。 [2] 德国西南部城市，著名大学城。 问家人好 “嗯，我知道这好像挺滑稽，”那个年轻人在制图板前站起身子说，“可是我想我们还没有互相正式介绍过。我叫丹·罗森塔尔。”他个子高，块头又大，他的面孔说明了他很腼腆。 “比尔·格罗夫。”握手时我告诉他，然后我们都装做安定下来。我们刚进雷明顿·兰德公司，被安排坐在同一个玻璃格子间里，这是在迷宫般的十一楼，光线明亮，人们都压低声音说话。时间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地点是纽约。 丹·罗森塔尔的工作，是为公司的“对外宣传刊物”设计和画插图，这份刊物是份华而不实、让人无法卒读的月刊，名为《系统》，我的工作是为这份刊物撰稿并编辑。在做着他的工作中最精细的部分时，他好像也能说话、聆听，我很快变得会几个钟头乃至几天不去理会工作，所以在他那张清清爽爽的制图板和我的一贯让人泄气、放得乱七八糟的办公桌之间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几乎一直会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那年我二十三岁，丹比我大一岁左右，他说话带着一种生硬、低沉的亲切感，似乎保证他将永远是个好伙伴。他跟他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布鲁克林，“前面一拐就到了科尼岛，这样说，能给你一个概念。”他最近刚从库珀联合学院的艺术学院毕业——这所学院不收学费，但是因为挑选学生极为严格而出名，我听说录取比例为十比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他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儿上的学，比尔？”他问，这一直是个让人难堪的问题。 我退伍时，美国大兵权利法案[1]提供的大好机会摆在眼前，但是我居然没有利用——我永远都不能完全想通是为什么。部分是害怕：我上高中时成绩糟糕，在部队里，测我智商为109，我不想再冒着失败的危险。部分是自负：我计划尽快成为一名职业作家，那让上四年大学似乎耽误事，是浪费。另外还有第三个因素——这要费很大劲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可以用一种极为简化的方式讲出来，比害怕和自负的那些话容易讲——在被问到我为什么没上大学时，我的回答颇为经常是：“我得照顾我妈妈。” “哦，那就太糟糕了。”丹·罗森塔尔面带担心地说，“我是说，你错过上大学太糟糕了。”他好像考虑了一阵子这件事，一边用一枝细细的画笔来回描，那里笼罩着清新的香蕉油[2]味，格子间里他那侧，一直有这种气味。后来他说：“不管怎么样，如果美国大兵法案给被抚养的妻子和孩子发补助，干吗他们不给被赡养的母亲发补助？” 我从未深入考虑过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可是不管我回答得有多么前言不搭后语，含糊其词，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在我自传中的黑暗地带，又发现了一处沼泽区。 “你现在结婚了吗？”他说。 “嗯哼。” “那，谁去照顾你妈妈？还是你吗？” “没有，她——嗯，她现在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说，那是扯了个谎话。 我知道他不会再追问，他也的确没有，办公室友谊使得他不可能那样。不过我在紧张地翻看《系统》的稿件时，也知道从现在开始，在丹·罗森塔尔旁边，我得看好自己的嘴巴。 从我记事起，我妈妈就靠离婚赡养费生活。我爸爸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刚开始，她做过几份没面子的辛苦工作——在一家研磨透镜的作坊干活，在生产百货商店用的人体模型的租金低廉的大通间工厂里干活——但是像那种工作，令人痛心地不适合一个糊里糊涂、快速衰老、经常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人来做，她经常自以为是雕塑家，至少像我自以为是作家一样认真。我入伍那段时间，她作为“A类被赡养人”得到了一点实惠，但是不会很多。有一阵子，她跟我姐姐一家住在长岛的郊区，可是在那座不快乐的房子里，出现了个性冲突，很快导致她回到纽约——也就是到了我身边。我姐姐给我写过一封信来谈这件事，似乎这件事情微妙得无法在电话上谈。她解释说她丈夫觉得跟岳母同住的“观点”理论上挺合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还说她相信我能够理解。 所以就那样开始了。我妈妈跟我靠我挣的很少一点实习期工资生活，我先是在一份行业刊物，然后在合众社当改稿编辑，我们一起住在哈德逊街的一套公寓里，那是她找到的。除了有种噬心的感觉，即对一个年轻男性来说，这不能算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我一开始感觉挺舒服。我们相处好得让人吃惊，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一向都相处得不错。 在整个童年阶段，我都佩服她把金钱问题不当回事的做法——也许有甚于佩服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或者她如此频繁地唤起我对她的爱，那一点让她在我眼里显得不同寻常，觉得她挺不错。如果我们偶尔被租住的地方赶出来，如果我们很少有穿得出去的衣服，有时会挨饿两三天，等着我爸爸每个月的支票，那种艰辛，只是加强了她躺在床上大声给我和我姐姐阅读《远大前程》时甜蜜的痛苦感。她具有自由精神，我们具有自由精神，只有一个由债权人或者“像你爸爸那种人”组成的世界，才不懂得欣赏我们生活中的浪漫。 现在，她经常向我保证说这样安排只是暂时的——她肯定很快就会找到办法“重新站稳脚跟”——可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订什么合理计划，所以我开始失去耐心。这完全没有意义。我不再想听她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觉得她喝酒喝得太多，发现她小孩子气，而且不负责任——这是我爸爸说过的两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个子，背驼，穿的是有品位却从来不是很干净的衣服，黄灰色的头发稀疏，乱糟糟的，嘴部肌肉松弛，一张脸上要么是闹脾气，要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她的牙齿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开始疼。我领她去了北诊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砖制标志性建筑，据说是纽约最古老的免费牙医门诊处。一位和气的年轻牙医给她做了检查，跟我们说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没办法在这家门诊处做拔牙手术，他解释说，可是如果她去那位医生在皇后区的私人诊所，他可以在那儿给她拔牙，并给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费用的一半，因为她是这边的门诊病人。 就那样说定了。我们坐火车去杰麦卡，我一直陪着她，听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颗牙时，都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浑身发抖。看着那位医生把一颗又一颗丑陋的牙齿放到他的小瓷盘子里，让我脚趾收紧，头皮发麻。看着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满足。一颗，一颗，随着每颗牙齿带着血掉到盘子上，我想，一颗……一颗……一颗。她又怎么能把这当作浪漫之事？也许到现在，她终于能够接受现实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为她脸庞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坐车时，她盯着车窗外看，拿一叠纸巾捂着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败了。那天晚上，开始疼得更厉害时，她在床上翻滚、呻吟，恳求我给她倒杯酒。 “嗯，我看这个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说，“我是说酒精会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时，这只能是雪上加霜。” “给他打电话，”她命令道，“给那谁谁打电话，那个牙医。打给皇后区的查号台。我不管现在几点钟，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话吗？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很抱歉打电话到您家里麻烦您，医生。”我说，“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妈妈能不能喝点东西。” “噢，当然。”他说。“液体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种流行的汽水和软饮料，那样不错。” “不，我是说——你知道——威士忌。酒类。” “噢。”他委婉地解释说根本不建议喝酒。 最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给她倒了两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个人站着，以一种情节剧般的绝望动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她拿到了新假牙，刚开始戴的不适感结束后，她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她经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镜子前面花很多时间。可是她害怕大家会知道那是假牙，她变得小心翼翼。 “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我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吗？”她会问我。 “听不到。” “嗯，我能听到。你看到装假牙的地方有条很难看的小皱纹吗？很显眼吗？” “不，当然不，根本没人会注意到。” 她搞雕塑时，参加过三个需要付会费的艺术组织：全国雕塑协会、全国女艺术家协会，还有个名叫“钢笔与画笔”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里的一个女性俱乐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遗留，当时的村里，有罩衣、焚香、带交织字母的埃及香烟和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3]。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愿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两个组织交会费，可是她不肯放弃“钢笔与画笔”，因为对她来说，那在“社交上”意义重要。 我无所谓；这个俱乐部的会费并不多，他们有时举办画作和雕塑联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松糕、裂缝很严重的木地板以及戴着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这种展览上，我妈妈很久以前一件布满指纹的小型作品也许能获得一项荣誉奖。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们才让雕塑家加入‘钢笔与画笔’。”她解释道，解释的次数远远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画家，当然他们现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进去，可是我们自称是‘拿凿子的’”。她总是觉得那样说很滑稽，笑了又笑，一边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齿——那是以前，后来是高兴地展示她崭新的假牙。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留连，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有人带我去一个小范围聚会，认识了一个名叫艾琳的女孩，接着发现她像我一样孤独，不过在掩饰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个子高，身材苗条，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脸瘦瘦的，长得漂亮，有时候一脸提防而严肃的样子，似乎世界正在强加给她什么事。她也来自她所谓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短语，就马上把它加入我的词汇库），她的父母也是早就离婚，她也没有上过大学，另外还是跟我一样，她做一份白领的工作来谋生，在一家商业公司做秘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她坚持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会有足够的时间劝她别去那样想。 从一开始，而且是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除了去上班，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一起。那也许不是爱情，但我们当时也不会被说服，因为我们一再告诉对方也告诉自己那是爱情。如果说我们经常吵架，电影则一次次证明了爱情就是那样。我们无法躲开对方，不过我想过了一阵子，我们都开始怀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谁都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见见我的妈妈，我知道那样做就错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绝办法。不出所料，我妈妈不喜欢她。“嗯，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亲爱的。”她后来说，“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她很漂亮。” 后来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个跟她同住一幢楼的让人讨厌的中年男人时，说“他在艺术的外围有很多年了，张口闭口都是艺术，以至于他开始期望自己拥有那种特权，即成为从来不从事艺术工作的艺术家。我是说他是个艺术游民，就像你妈妈那样。” “艺术游民？” “嗯，你知道，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未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你难道不觉得那样讨人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出于早已有之的忠诚，我努力为我妈妈辩护，说她不是艺术游民，可是辩护得缺乏说服力、蹩脚、言过其实，要不是我们想法换了话题，可能又会吵起架来。 有几天早上，我天亮后才回家，几乎没时间换件干净衬衫去上班，我妈妈会用一种悲剧性的注视来迎接我，有一两次她说——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当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吗。”那年晚些时候的一个夜晚，她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称艾琳是“你的那个下贱的爱尔兰荡妇”。可那并不是真的很糟糕，因为能让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关上门，让她纳闷我还回不回来。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们走霉运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我在医院养病时，有次我妈和艾琳——那次之前，她们都巧妙地避免碰头——发现两个人乘同一部电梯，在下午探视时间一起进了病房，她们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铁架床旁一人一边，隔着我胸口迟迟疑疑地交谈，而我的头放在枕头上。她们的脸长得极不相同，我看了这张看那张，老的和年轻人的，尽量为两张脸送上合适的表情。 后来艾琳把我的病号服扯开一边，往里面瞅了一眼，开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肤色可真好。”她说，她说话带着悦耳的假颤音。 “嗯，是啊，我一直这样觉得。”我妈妈平静地说。 “不过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艾琳说，“最棒的是他浑身上下，都是同一种肤色。” 要是我妈妈没有选择沉默，稍微垂下眼睑，抬起下巴，就像一个寡妇被迫面对一个放肆的女帮厨，那就滑稽了。艾琳只得又把手放回大腿上，低头看那只手。 几天后我出院了，不过先得让一位温和而显得尽职尽责的医生就充足的营养和正常的作息时间给我上一课。“你体重不足。”他解释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这辈子里，长得皮包骨头并非一直是个带来尴尬的可怕根子。“你患过几种肺病，你总体上的身体状况说明你容易患上肺结核。” 我带着盛洗漱用品的脏兮兮的牛皮纸小袋子坐地铁时，不知道怎样对待那句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晓得往后有多久——还有别的麻烦。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烦出现在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处，当时她说她想跟我分手。我们“谈情说爱”（那是她的用词）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没什么前途。她说她“还对别的男人感兴趣”，我说“什么别的男人？”时，她望向别处，回答得像谜一般，那告诉我这次架我是吵不赢了。 我知道我有一点占理——她不认识别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点很占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独的自由，在她的电话旁边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请她去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别的男人，然后从几个候选人中，她会挑选出一个。很可能比我年龄大，相貌更好，穿着更好，银行里有点钱，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当然他也不会有一位妈妈在身边。 所以就结束了。有一阵子，在带着观看悲剧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时，我想我很可能会死。我还不到约翰·济慈[4]的年龄，他也是个营养不良的肺结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么资格自称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无闻而更让人伤心——一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一个无名战士，也许除了一个女孩，从来无人哀悼。 可我还是按说要每天八个钟头为合众社苦心撰稿，乘地铁，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里走，没过多久就会发现，你先是得活着，然后才能做这种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时，发现我妈妈几乎压抑不住为什么事情而快乐，得跟我说说。有一阵子，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涌上了不合理的希望，还以为好消息也许是她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不是这样。 “钢笔与画笔”俱乐部要举办一次晚会，她说，然后是开派对。这个俱乐部的每类成员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个小品什么的，她被选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节目。 当时收音机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广告歌，给香蕉做广告。一个带着南美口音的女孩会出来按照拉丁风格的节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专门来提一提 香蕉长熟得以某种方式…… 下面是我妈妈的戏仿，是为了逗乐“钢笔与画笔”俱乐部的女士，她两眼放光，在我们那个破旧家里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来跳去表演给我看： 噢，我们是雕塑家，我们——专门来提一提 你们对待雕塑家得以某种方式…… 她当时五十七岁，我经常想到她疯了——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有人说她疯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么是后来没过多久，我决定脱身。 我从银行借了三百块钱给了我妈妈，解释说全部由我来还，并费了好一番口舌告诉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后我赶快去了艾琳的住处——赶快，好像是害怕“别的男的”也许会先到——问她愿不愿意马上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们俩挺滑稽的，”她后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像，我们事实上共同兴趣什么的一点都没有，可是当然有种——化学的亲和力，不是吗。” “是啊。” 好像单单凭着化学亲和力，在格林威治村边上邻近码头安静地方的一间破旧公寓里，我们挨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时，我妈妈会又是低声下气、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块、十块或者五块钱，直到我和艾琳开始害怕电话响。后来没过多久，她开始接近自力更生。她当时在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在家里工作——至少不再受雇于哪间工厂——可是她想让我知道她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听到全国女艺术家协会准备请一个人负责办公室以及公关事务。那样的工作不是很棒吗？没有要求这人得会打字，真是走运，但问题是她们很可能想让她做一段时间志愿者，然后才给她开工资。如果她得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全职工作而没有钱拿，她又怎么去制作人体模特的头部？到头来事情总是不会圆满，那不算讽刺吗？ 没错。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我被合众社炒掉了，因为总体上的不称职，我想，不过在寥寥几句亲切的炒人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词。接下来紧张地过了几个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会报纸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春天时，雷明顿·兰德公司雇用了我，在那个玻璃围起来的乏味的小格子间里，我跟丹·罗森塔尔一起偷懒、聊天的阶段就开始了。 我一旦认识到不能跟他讲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取得并维持他的好看法。 他说的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家庭。他跟我说他的爸爸是个男装制衣业中的裁衣工，“在自学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可是接着又说：“哈，妈的，说这种话，根本免不了会贬低那个人。你心里会形成一幅画面，一个滑稽的小个子整天趴在一台机器前面，然后整晚谈论克尔凯郭尔。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知道吗？如果你跟某个人关系亲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想解释，却只会让自己大出洋相。我说起我妈妈时，也是这样。” 他为他的弟弟菲尔极感自豪，他当时在市里几所高中那里，是有名的天才学生。“他是我订的，”他有一次说，“我七岁时，我跟我的父母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不允许他们说不。他们别无选择，就为我生了个小弟弟，那样挺好，可是问题是，我当时没意识到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跟他玩，跟他说话，教给他什么东西，当时跟他什么都做不了，那让我难以接受。尽管这样，从他六岁左右开始，我就没多少可以抱怨了。我们家里买了架钢琴，才学了几个月，菲尔就弹起了古典音乐。我不是开玩笑。该上高中时，市里最好的学校任他挑。他在女生面前仍然很腼腆，我想他担心这一点，可是女生在他面前，可是他妈的一点都不腼腆。破电话每天晚上都响，女生，只是打电话跟菲尔聊一会儿。噢，这个混蛋，这孩子条件好得很呢。” 有几次，丹说他想他差不多准备搬出来自己住，他试探地问起我格林威治村内各处的房租水平，可是这些计划根本没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么矛盾。好像更应该这么说吧，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他觉得人们如今会认为他应该搬出来，他想做应该做的事。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为震惊和睡眠不足而沙哑，他说：“比尔吗？听着，我会有几天不上班，我不知道会有几天。我爸爸昨天夜里去世了。” 他回来上班时，脸色很苍白，好像缩小了一点。他在咕哝上班的麻烦事时，说了很多个“他妈的”；后来过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谈谈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干什么的吗？”他问，“嗯，他整天操纵一台小机器。那台机器有一个自动刀片，可以说有点像是竖锯；操作的人拿着也许有二十五层衣料——法兰绒或者精纺毛料或者不论刚好是什么料子——他根据某种式样，比如袖子或者翻领或者外套口袋，操纵刀片把整摞料子切来切去。到处都有绒毛，钻到你的鼻子，进到你的喉咙，整个一辈子都生活在他妈的绒毛里。你能想象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干那种活干了三十五年吗？除了他从来没有被培训过从事别的任何职业，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你想象得到吗？啊，要命，足以让你他妈伤透了心。五十二岁。”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衬衫口袋里总是装有好几根，埋头工作时，嘴里总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抽——雪茄不时会让他咳上一阵子——可那似乎是他为进入愚钝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岁时，就让自己进入了那种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说过的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吗？”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说。“那个画画的？丹·罗森塔尔？我想他在练习怎样当一个老年人。” “哦？你什么意思？” “嗯，他变得很——哈，我没法解释。我甚至拿不准我是不是说得对。”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释关于她的办公室里人们的什么事。我们的谈话经常转而承认我们根本拿不准我们是不是说对了，接下来会是沉默，直到为什么事情吵起来。 我们不是理想的一对。现在觉得，我们结婚时太年轻，结婚的原因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够充分。有时，我们会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证明我们是好伴侣；然而即使在那时，她说话中一些矫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让我感觉不自在。她不说“是啊”，而是说“西啊”，经常是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时；她还说“如常”——我想那是会计部门的风趣话——不说“一切”，而是经常说“全体”，那是聪明而讲究实际的纽约秘书的用词，而她只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嗯，几乎一直是这样。在之前一年冬天，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去新学校[5]报名上表演课。到家后，她会上气不接下气地谈到所学的东西，很急切地想谈，根本不带任何秘书腔；那是我们在一起最好的时光。那些个夜晚，谁都不会猜到这个可爱的戏剧艺术学生每星期四十个钟头，都是在一家名为博特尼工厂的纺织厂里辛苦工作。 新学校那个学年结束时，她上的那个班上的全体学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间灰扑扑的旧剧院举行了演出，观众主要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有选自大家熟悉的美国戏剧中有两三个角色的一幕，其他学生选择独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样。她挑选的，是轻松但并非没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较长、微妙而自成一体的独白，来自埃尔默·赖斯的《梦幻女孩》——每个人都跟她说她的表演及独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于新学校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奖学金。这时问题出来了，她考虑了好几天——她在公寓里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时久久不出声——然后宣布她决定拒绝这份奖学金。上了一整天班后晚上再去上学就太累人了。哦，这一年还不错，挺有“意思”，可是继续上就傻了：即使免费，也会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钱。况且，没人能通过这些无足轻重的成人教育课程，在表演方面学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学——在任何专业意义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学习，而那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辞了，我能负责——” “哦，你能负责什么？”她转身面对着我，两个小拳头架在屁股上，这种姿态总是意味着我们要大吵一架。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 没错，那次吵得很厉害，一直吵到把邻居都吵醒了，也未能解决，而我们以前吵得最厉害时，都没有这样过。到那时，我们的生活，似乎全是磨损的神经和未愈合的伤口；我想那年夏天我们就有可能分手，而且这样可能一劳永逸，如果不是我们得知艾琳有了身孕。 听到有个孩子即将出世，丹·罗森塔尔从制图板前快乐地站直身子跟我握手。然而那个简短的仪式后，我们又都坐下时，他若有所思地瞄着我。“你怎么可能当爸爸，”他问，“当你看上去还像是个小孩的时候？” 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在秋天刚冷下来的一天，我出门在河边一块空地上收集碎木头。我们住的公寓楼年久失修，不过我们有一座“管用的”壁炉。我只挑选能劈成适合壁炉大小的柴火的木板，我收集够烧几天的之后，就把木板扔过围着空地的高高的铁丝网。从远处看，那圈铁丝网也许难爬，可是松松垮垮的地方够多，挺容易就有地方踩。我爬上去翻过来，刚刚跳到街上，就看到丹·罗森塔尔在向我走来。 “哎，”他说，“你爬过那道铁丝网，动作挺漂亮嘛。你看上去动作很敏捷。” 那话说得令人愉快。我记得还感到高兴的是，他看到的我上身穿着一件旧的部队野战夹克，下身是蓝色牛仔裤。他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还穿了件样子新的轻便大衣。 我们抱着木头走回那幢公寓楼时——丹也抱了一部分，小心地不让木头碰到他的外套——他解释说他这天来市里看望一个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朋友，发现自己有几个钟头时间，所以刚才在格林威治村里走了走。他希望我不介意他顺路来看看。 “咳，不会。”我跟他说，“这样挺好，丹。上来吧，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太太。” 除了住在那里，我和艾琳事实上根本不算格林威治村的人。波希米亚人让我们感到紧张。对我们来说，“时髦”这个词，模模糊糊有种吓人的言外之意，想到抽大麻（或称“茶”，我想当时通常是那样叫的）也是。我们参加的仅有的几次派对上，别的人主要都是年轻的办公室职员，跟我们一样保守。 即便如此，那天下午我带丹·罗森塔尔走进那幢房子并上楼时，我不觉为了他，在尽量表现得懒洋洋的，嘴里嘟嘟囔囔，眯着眼睛。艾琳呢，她就是想努力表现，效果也不会比那更好——我们发现她靠在那张大大的沙发床上，穿着那件黑色的翻领毛线衫和黑色家常裤。我一直喜欢那套衣服，因为配她一头长长的红色头发很合适，而且也是因为它似乎把她关节处的线条柔化了。她有时候去上表演课时穿，我们晚上去圣里莫或者本地有名的其他酒吧安静地坐上几个钟头，她几乎总是穿这套衣服。在那些酒吧里，我们尽量克服自己在那些小伙子中间不自在的感觉，那些小伙子跟他们肤色苍白、长头发的女孩在一起，他们表现得懒洋洋的，嘴里嘟嘟囔囔，眯着眼睛，他们整个一群群人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为了什么事，我们很有把握是绝对不可能理解的。 如果你够年轻，可能会让你感到兴奋的是去装得不像是自己。如果我在翻过铁丝网时动作敏捷，如果我在上楼梯时表现得“时髦”，那么现在该表现出粗犷的一面了。我弯着腰，用大大超出必要的力气，从壁炉里拖出一个柴架，在它铁制的突出部分上，把那些木板砸开、劈开，把柴架也弄得咣咣响；后来等到那些木板变成容易收拾的长条时，我一根接一根拿过来在我绷紧的膝盖上折成两段或者三段。有些木头上有一排排锈钉子，丹说“小心钉子”，可是我没出声，等于告诉他我自己会当心的。我这一辈子以前不是干过这种事吗？我不是在部队里当过步兵吗？他以为我一直是个身穿白衬衫，待在办公室的人吗？哼，走南闯北的人，很少有不会做的事；这个相貌出众的女孩让他挪不开眼睛，他以为我还能靠别的什么赢得她吗？ 不久我们就生起了挺旺的火。丹脱下外套，弄松了领带；我们三个人姿态放松地坐了一圈，喝啤酒，我的装腔作势进入了一个安静而“有趣”的阶段。嗯，不，我对着火苗露出忧伤的微笑，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把我去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先搁一搁。我感觉不对头。“如果一件事情感觉不对头，”我解释道，“就最好别去管它了。”讨论这门手艺时，我总是努力使用简短而含义模糊的短语。 “是啊。”他说。 “我想在另一种意义上，画画也是这样。” “嗯，可以说吧。” “另外，有几篇以前写的短篇小说我想收拾一下，然后到处去投投稿。得收拾一下，你知道的。你得反复把它们拆开再组合起来。它们不会自己写出来。” “嗯哼。” 接下来我又说了很久，关于受困于一份全日制工作，完成真正的作品有多么困难。我们一直想存点钱，好去欧洲生活，我解释道，可是现在，随着宝宝的降临，没多少机会可以那样做了。 “你们想去欧洲生活？”他问。 “嗯，我们以前总是会聊起这种事。主要是巴黎。” “为什么？” 就像他问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问得令人不安。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海明威的传奇故事，还有乔伊斯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我想把我和我妈妈之间隔开三千英里的海域。“哦，这个嘛，”我说，“主要只是那边生活费用要低很多；我们很可能靠少得多的钱就能生活，我会有更多时间来写作。” “你会说法语吗？” “不；不过呢，我想我们可以学习。咳，管他的，只是——你知道——整件事情大概只是个白日梦。”从我说话的声音，我能听出自己在支吾，所以尽快不再说话。 “丹？”艾琳问道。她那张被炉火映照的脸可以说是虽无心却有调情效果的最佳脸庞，她也完全清楚什么时候自己又征服了一个人。“库珀联合学院的录取比例是十比一，真的吗？” “嗯，比例有各种说法，”他不好意思地说，没太正视她的眼睛，“不过差不多是那样吧。” “太棒了。我是说那真的不一般。你去那儿上学，肯定很自豪。” 她完全毁了我的表演，如果说她没有毁了我的那个周末；即使这样，他们聊天让我开始形成了一个似乎是挺好的主意。 又聊了很多，也喝了更多啤酒，后来她说：“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丹？” “哦，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说，“可是也许最好等到下一次吧，我早就该回家了。借你们的电话用一下好吗？” 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愉快地聊了几分钟；后来，他说了很多感谢、道歉以及保证不久再来的话之后就离开了，艾琳说他那个电话听上去像是丈夫给妻子打电话。 “是啊，嗯，事情是这样，你要知道，”我告诉她，“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一直表现得可以说好像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他有个弟弟，比他小七八岁，现在他表现得那个弟弟好像是他们的儿子。” “哦，”她说，“嗯，那可以说让人同情，不是吗。他有女朋友吗？” “我想没有。即使有，他也从来没提起过。”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他。”她说，一边开始在厨房里把锅跟平底锅碰得叮当响，那是她开始做晚饭了。“和很长时间以来我遇到的任何人相比，我更喜欢他。他很——和气。” 那是个很是精挑细拣的词，以至于我开始纳闷她干吗要挑这个词，很快就认为是因为那个词不是很容易就能用到我身上。 可是管他的。我几乎等不及钻进那个由折叠式屏风在墙角隔出来的一隅，我的工作台在那边。我那部失败了的长篇小说就放在那里，部分是打字机打出来的，部分是潦草写出来的；我准备先拆散，然后再组合起来，收拾好，然后到处投稿的几个短篇也放在那里。不过我的新想法完全跟写作无关。 我一直有画简单漫画的本领，那天夜里，我在好多页打字纸上画了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十一楼工作的一些人的漫画。对那些人，我跟丹每天都得耐心且友好地待之。我看着几幅较好的画吃吃发笑时，心里肯定他会喜欢看到那几幅画。 我又用了几个夜晚筛选掉较差的，把较好的几幅润色了一下。后来有天早上，我尽量显得随随便便地把弄好的一沓放在他的制图板上。 “这是什么？”他说，“哦，我明白了：阿奇·达文波特，还有可怜的老格斯·霍夫曼。这是谁？杰克·谢里顿，对吗？哦，我猜这是打字组的乔根森太太……” 他全部看了一遍后说：“嗯，这些画得挺聪明，比尔。”可是我听他把“聪明”这个词当作贬义词用的次数够多，而不会把这当作好听话。 “哈，没什么，”我说这话让他放心。“我只是觉得这些画——你知道——也许能让你笑一笑。” 事实上，我本来希望这些画起的作用比这要大得多。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计划，其中这些画是最初的一步，现在他不温不火的反应，好像让我没法跟他讲其余的。可是我的沉默并未持续很久。那天下班前——甚至是在吃午饭前，我想——我就把整个破计划一五一十跟他讲了。 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靠着大兵法案报名上法国的美术学校，我解释说。当然有许多是认真的画家，可是别的还有好多人根本不是画家：他们就算达到专业要求，达到的方面也很少；他们公然揩大兵法案的油，以资助他们在巴黎生活。美术学校也无所谓，他们巴不得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出钱。我是在《时代》杂志上读到的，里面还点了一所美术学校的名字，说那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最随便的一所”。 我现在已经决定去申请读那所学校，以便继续写作。我跟丹·罗森塔尔讲了，可是我需要一封推荐信。所以问题是这样：他可以给我写封推荐信吗？ 他显得摸不着头脑，也略微有点不高兴。“我不明白，”他说，“让我写信？他们应该听说过我吗？” “不，可是你可以很他妈有把握他们听说过库珀联合学院。” 进行得不是很顺利，这点再明显不过，可是他同意了。他用他画画的铅笔很快写了那封信，递给我让我打。 他告诉那所学校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线条画方面显示了有前途，他希望支持我去申请；在第二段也是最后一段，他才提到他毕业于库珀联合学院的资历。 “嗯，这样挺好，丹。”我说，“非常感谢。真的，只是有一件事：你说我是个‘朋友’，难道不觉得有点会削弱了整个——” “咳，要命，”他头也没抬地说。我也许看错了，可是我觉得他脖子上粉红的颜色比平时更深了。“要命，比尔，得了吧。我说你是个朋友，可没说我们是刎颈之交。” 即使他当时不喜欢我——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却没有流露出这一点。令人尴尬的第一天过去后，我们之间又全都没事了。 如今他既然见过了我的妻子，我们相熟日子里的仪式中，便有了新内容。每天晚上，要么至少我们一起离开大楼，到了我们必须分头去乘坐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路口时，他会腼腆地向我挥挥手说：“嗯，问家人好。” 好多晚上他都这样说，过了一阵子，他似乎觉得需要来点变化，会装作皱着眉头说：“问候一下怎么样？”或者：“我们问候一下，好吗？”但都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替代语，所以他又用回了原来那句。我总是会说谢谢他，也跟他挥挥手，说“你也一样”，或者“你也是，丹”。那样略微说一两句，似乎合适地结束了一天。 我一直没收到巴黎那所“随便”的美术学校的回信，他们甚至没有确认收到了我的申请，所以我只能认为《时代》杂志上登了那篇故事，肯定让他们收到雪片般的来信，写信者来自美利坚全国各地，都是些全无才气的申请者，有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失败者、不开心的丈夫等等，在他们眼里，“巴黎”开始意味着最后的光明希望。 后来几个月里，丹跟我一起回家吃过几次饭，艾琳很快发现他能让她哈哈大笑。那样挺好，可是我几乎从来不能让她哈哈大笑——好像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很早期以来，就没有过——所以我感到嫉妒。后来有一天他走后的深夜时分，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变得安静得让人不舒服，她指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开过一场派对。她说在她变得太“大”之前，她马上想开次派对，我们就开了——我想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害怕把什么都弄砸了。 丹带来了他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名叫杰瑞，他还带来了一个一言不发的可爱女孩。派对开得还行——至少挺热闹，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所以我和艾琳后来都能告诉对方派对开得挺好。一两个星期后在办公室，丹说：“知道吗？杰瑞跟他女朋友快结婚了。还有件事情你想知道吗？是你们开的派对起了作用。我不是开玩笑。杰瑞跟我说他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很——我说不好，谁知道呢？——很浪漫，我想，他们觉得管他的，我们结婚吧，所以就决定结了。杰瑞接受了一份工作，我想他在换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考虑，那就是去一所商业美术学校工作，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北边很他妈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去那儿能他妈干什么，我想是教爱斯基摩人使用丁字尺吧。可是现在不能回头了。定好了。他妈的木已成舟。” “嗯，那太棒了，”我说，“替我向他们道喜。” “好啊，我会的，我会的。”然后他从制图板那边转过椅子——他不常那样做——坐在那里，显得表情凝重，在思考什么，一边仔细看着他那根雪茄濡湿的一头。“咳，他妈的，我也想结婚，”他说，“我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对那没想法还是怎么样，可是有几个障碍。第一，我还没遇到合适的女孩；第二，我有太多别的责任；第三——要么等一下，想想就会觉得，谁他妈还需要第三条呢？” 一九五零年元旦后不久，宝宝出生前没几个星期，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终于同意雇用我妈妈，起薪为一星期八十美元。“哦，天哪，真的让人松了口气，”艾琳说，我再同意不过。除了请她过来吃次晚饭“庆祝”，要面带微笑却觉得无聊外，现在好像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用再考虑她了。 后来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丹·罗森塔尔出乎意料地来医院看望艾琳，带来了鲜花，那让她脸红了。我陪他出去到走廊上隔着窗户看宝宝，他郑重地称宝宝是个“美人胚子”；后来我们又回去，在艾琳的床边坐了半个钟头左右。 “哦，丹，”他起身要走时，她说，“你能来真好。” “是我的荣幸，”他告诉她，“完全是我的荣幸。我很乐意来产房看看。” 名为利维顿的著名长岛住宅区开发项目最近开盘了，十一楼的几位比较年轻的已婚男人一开始讨论就是很久——他们每个人都跟别人解释，好像是要说服自己——讨论从很多方面说来，去那里买房很划算。 后来丹跟我说他也决定在利维顿买房子，要是我没有及时管住自己的嘴巴，本来可能会说但是你还根本没结婚呢。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弟弟上个周末去看过了。 让他对利维顿一见倾心的，是他们看的那座房子的地下室特别大，光线也好。“干脆设计成个工作室吧。”他说，“我在那间地下室里走来走去，只想着哇，我要在那里画个过瘾。我甚至可以做版画，弄起一套印石版画的工具，我想做什么都行。你知道关于郊区生活种种的那些话吗？说是你从市里搬出来，按说你的生活就会四分五裂？我对那些一点都不相信。如果你的生活即将四分五裂，去哪儿都会。” 另外有一次他说：“你了解哈佛吗？” “哈佛？不了解。” “嗯，我想菲尔很有机会去那儿上学，也许甚至还能获得奖学金。听着不错，可是呢，我对哈佛知道的只是名气，你知道吗？——外界的看法。那可以说就像帝国大厦，对吗？你从远处看，也许在日落时，它是这样一座美仑美奂的建筑。然后你进去了，你在较低的楼层走了走，结果发现那是纽约最差劲的写字楼，里面除了一些三流的保险经纪行和人造珠宝批发店，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一幢世界最高建筑来说，根本没道理嘛。所以你坐电梯一直到楼顶，让你的耳膜发疼。你出去了，站在胸墙那里往外看，往下面看，即使那样也让人失望，因为你在照片上已经看到过好多次。要么拿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来说吧，如果你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孩——那也一样。我在部队休假时带菲尔去看过一次，我们都知道那是个错误。哦，看着七十八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出来开始动作划一地踢腿当然非常享受——即使她们在半英里外，即使你刚好知道她们全都嫁给了飞行员，住在雷戈公园那边——可是我是说你自己在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发现的，只是在你坐的椅子操蛋的扶手下面，发现有很多皱巴巴的口香糖粘在那里。对吗？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我和菲尔最好去哈佛待两天，可以说去打探打探。” 他们就去了，罗森塔尔太太也去了。回到办公室后，对哈佛的一切，丹都赞不绝口，包括“哈佛”一词本身的发音。“你想象不到，比尔。”他跟我说，“你得到那儿，你得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才行。真奇妙，就在一个商业城市的中心，有这样一个关于思想的小世界，就像差不多二十七个库珀联合学院合到一起。” 所以就安排好到了秋天，菲尔让哈佛大学招生去上一年级，丹提到好几次家里人肯定会想念那个小孩。 有天晚上，我们一起离开那幢大楼时，他让我们那段路走得慢悠悠的，好让他把心事一吐为快，那好像烦扰了他一整天。 “你知道你到处听到的‘寻求帮助’这种话吗？”他问道，“‘他需要帮助’，‘她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好像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接受心理治疗，似乎这是全国性的新热潮，就像三十年代的大富翁游戏。我在上学时认识这位朋友——聪明人，不错的画家，结了婚，有份挺好的工作。昨天晚上我见到他了，他说他想接受心理治疗，但是花不起钱。说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免费诊所申请过，得做很多测试，还要写一篇关于自己的狗屁文章，他们拒绝了他。他说：‘我想他们觉得我不够有趣。’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嗯，我有种印象，是他们为治疗那些受到母亲溺爱的犹太男孩而忙得焦头烂额。’你能理解那种事吗？” “不能。”当时我们在黄昏中，漫步走过一间间灯光辉煌的店面——一家旅行社，一家鞋店，一家午餐店——我记得我对每一家都仔细看了看，似乎那样也许能帮助我集中思想。 “因为我是说首先说来，‘有趣’是怎么回事？”丹质问道。“我们都应该躺在一张沙发上跟人掏心窝子，好证明我们有多么‘有趣’吗？那种世故我可不想达到。好了。”这时我们到了那个街角，就在离去之前，他向我挥了一下他的雪茄。“好了。问家人好。” 那年春天我都感觉很糟糕，当时更是每况愈下。我一天到晚咳嗽，乏力；我知道我在变瘦，因为我的裤子好像快掉下来；我睡觉时盗汗很厉害；白天我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而整个雷明顿·兰德公司里，都没有这种地方。后来有天午餐休息时间，我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处免费透视点，得知我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们给我在斯塔腾岛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找到一张床位，所以我就退出了商业世界去休养，如果说不是退出了世界本身。 后来我读到过在“心理所致”的疾病中，肺结核病高居前列：人们在艰苦得无法想象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如何努力时，就会患上。这里面也许很有道理，可是我当时只知道被鼓励——即使由一个戴着消毒口罩的严肃的前军队护士命令——躺下来并待在那里时，那种感觉甚是愉快。 一待就是八个月时间。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出院了，以后只去看门诊，并被告知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退伍军人协会认可的诊所继续治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个短语让人听着舒服，最棒的是这一点：我被告诉我的病符合“与服役有关的残疾”，允许我每个月领两百美元，直到我的肺部康复。这桩安排中，还有项追溯性条款，可以提供两千美元现金。 我和艾琳以前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成功之光。有天深夜，我在试图做计划时，讲出了心里的疑虑，那就是是回到雷明顿·兰德公司呢，还是去找份更好的工作，这时艾琳说：“哦，听着：我们去做吧。” “做什么？” “你知道，去巴黎。因为我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趁着我们够年轻、够勇敢的时候，到底什么时间才会去做呢？” 我几乎不敢相信她说的话。她当时的样子，很像她在演出了《梦幻女孩》那一幕后，因为人们鼓掌而致意的样子，她的脸上，也有以前那种秘书式的“坚强”模样，说明她很有可能证明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旅行者。 因为之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接下来我记得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号轮船上我们的舱室或者游客“包舱”里，举办的那场人多地方小的派对。艾琳在一张上铺上想给宝宝换尿布，但是不好弄，因为这个小房间里挤进很多人。我妈妈也在，她坐在一张下铺的边上，不停地说话，跟每个人讲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的事。有几个博特尼工厂的雇员，还有另外几个熟人，丹·罗森塔尔也在。他带来了一瓶香槟酒，还有一个看着挺贵的套手木偶，样子是只老虎，还要再过两年，宝宝才会欣赏这样的玩具。 关于这次时间紧张的聚会，我几次听到艾琳在电话上形容过是“我们在船上举办的小小soignée”[6]——我觉得那个词用得不对，可是懂的法语又不足以纠正她。酒喝得很多，可是好像多数都进了我妈妈的喉咙。她穿了件漂亮的春季套装，戴了一顶美丽的有羽毛装饰的帽子，很可能是专门为了这次而买的。 “……嗯，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是唯一一家全国性机构，成员现在有几千个，当然，在我们考虑她们的入会申请之前，她们必须提交证据来说明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真的是个很……”她越是自个儿说得起劲，她的膝盖就分得越开，她的前臂在膝盖上一边搭了一只，直到坐在她对面的客人都能看到她裆部阴影里的那兜布。她经常犯这种错误：她好像一直没意识到人们如果能看到她的内裤，也许就不会关心她戴着什么样的帽子。 丹·罗森塔尔走得最早，甚至在第一声警告的汽笛鸣响之前就走了。他跟我妈妈握手时，说他挺高兴见到她；然后他郑重地转身面对艾琳，张开了双臂。 已经给宝宝换过尿片——也好像对别的来访者都不关心了。“哦，丹。”她哭了，显得既难过又可爱，她很快就软绵绵地扑到他怀里。我看到他粗粗的手指有三四次抓紧了她娇小的背部。 “照顾好我的朋友，这个有前途的作家。”他说。 “嗯，当然，可是你也要保重，丹，好吗？保证写信？” “那当然。”他告诉她，“那当然。不用说。” 后来他就松开了她，我马上起来，陪他上楼梯去主甲板，然后走踏板。我们很快都爬得气喘吁吁，所以在爬那条转得很厉害、散发着油漆味的楼梯时，我们不赶时间，但他还是说了不少话。 “这么说你会寄回来很多短篇，对吗？”他问我。 “对。”我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我是暗示他在利维顿的购房计划，我说：“去那边，我要写个过瘾。” “嗯，好。”他说，“所以到头来，你还是不需要那家狗屁小美术学校。你永远都不需要整天鬼鬼祟祟地冒充画家，想歪点子，不用去跟一帮很‘随便’的法国人合谋揩美国的油。那就好，不错。你会凭着你搞坏了的肺而挣到的钱，自力更生做整个这件事。我为你感到自豪，我是说真的。” 我们这时到了开阔的甲板上，在踏板旁边的一堆人中间面对面站着。 “那好吧，”我们握手时他说，“保持联系。只是听着，帮我个忙。”他退后一步穿上大衣，大衣在微风中拍打着，他耸肩，让脖子旁边的地方穿得妥顺；接着他又走近看着我，严肃地告诫我：“帮我个忙，”他又说，“别搞砸了。”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甚至在他挤了下眼睛，以说明他主要是开玩笑时，我还是不明白，直到我想到我拥有的一切，肯定是他曾经想拥有的——自从他的父亲过世后，他让自己不再去奢望。我有运气、时间、机会，妻子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有自己的孩子。 此时船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低沉，有力，把十几只海鸥吓得飞到空中。那是离开和启航的声音，这种声音，能让你喉头发紧，不管你有没有想为之一哭的事。我从栏杆那里，看到他厚实的背部往码头上下去。他离得还不远，我还是能最后大声说几句轻松的话，会让他转身、微笑、挥手，我想大声说：“嗨，丹？问家人好！”可是这一次，我总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我一直为此感到满意。我只是看着他在被挡开的人群中越走越远，走进码头上的重重阴影中，直到看不见。 后来我快步走下新漆的、能应付海上航行的楼梯，去让我妈妈下船——不再有警告的汽笛了——然后就去把握自己的人生之路。 [1] 指美国194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为退伍士兵提供教育、培训、贷款、补助等。 [2] 由醋酸戊酯和通常为硝化纤维素组成的混合物，有类似香蕉的气味，用作溶剂或调味剂。 [3] 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女诗人、剧作家。 [4]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5] 新学校（The New School）为纽约市的一所大学。 [6] 法语，意为“整洁”、“认真”，应是想说soirée（晚会）而用错了词。 告别萨莉 杰克·菲尔茨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让他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是精疲力竭得快要病倒。他当时三十四岁，住在格林威治村一间黑乎乎的房租便宜得可怜的地下室里，婚姻解体后的他一头扎到那里写作好像挺好。他本来以为等他的书出来后，他就能找到更好的住处，甚至也许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他错了：尽管那部长篇小说获得一片赞誉，卖得却很差，出版后的整整一年里，只在短期内有少量进项。等到杰克开始酗酒很厉害，却写得不多时——甚至没有干多少不署名、收入微薄的捉刀工作，有好多年，通过那样做，才让他有收入，不过他总算做到了干得够多，让他付得起赡养费——他开始视自己为一个悲剧性角色，那样做，又分明体会到某种文学上的满足感。 他的两个年幼的女儿经常从乡下过来跟他过周末，总是穿着新洗的鲜艳衣服。在他那个潮湿且肮脏的可怕的家里，她们的衣服很快就会变得皱巴巴、脏乎乎的。有一天，小女儿眼泪汪汪地宣称她不会再在那儿洗澡了，因为洗澡间里有蟑螂。在他把能看到的蟑螂打死并扔进马桶冲走，然后又哄她哄了很久后，最后她说她想如果她一直闭着眼睛，还是可以洗澡的——她闭着眼睛站在发霉的塑料帘子后面，动作匆匆忙忙，在给自己打香皂、冲洗时，在危险的水流涌动的排水沟边，尽量不移动她的脚，想到这些，他就悔恨不已。他知道自己应该搬离那儿，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除非他疯了——也许他已经疯了，就因为住在那儿，继续让他的两个女儿受苦——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着手理顺自己的生活，那项任务微妙而困难。 然后到了一九六二年早春，他三十六岁生日后不久，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时来运转：他受邀把他特别欣赏的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制片人会出路费让他去洛杉矶跟导演见面，另外还建议他留在“那边”，直到完成剧本。大概会需要不到五个月时间，而单是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先不提以后仍有进项的光明前景——就能让他挣得比他之前两三年挣的钱加到一起还多。 他跟两个女儿说起这件事时，大女儿要他给她寄张理查德·张伯伦[1]的签名照片，小女儿则什么要求都没提。 在别人的公寓里，大家为他举行了一场欢快而热闹的派对，跟他一向期望传达给别人的轻松活泼的形象挺吻合，一面墙上，还拉了条横幅，上面很大的字是手写的： 再见百老汇 你好中国剧院[2] 两天后的夜里，他第一次坐上了喷气式飞机，机舱里面长长的，到处软绵绵的，大家说话都轻声细语，他在陌生人中间，把自己扣在座位上，喝得烂醉。飞越美国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没有醒来，直到他们低低悬浮在夜色中洛杉矶外围地区一片广袤的灯光之上。他把额头贴到那面冷冷的小窗户上时，想到而且感觉到过去几年中的疲劳和焦虑感开始散去，想到他即将经历的（无论好坏），都很容易成为一次意义重大的冒险，相当于F. S. 菲茨杰拉德[3]来到了好莱坞。 在加利福尼亚的头两三个星期里，杰克是作为客人，住在导演卡尔·奥本海默在马利布区的豪华家里。奥本海默引人注目、脾气暴躁、绝对是说话粗鲁，当时三十二岁。奥本海默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了纽约电视界，当年给晚间观众播放的，还是实打实的“直播”剧。当评论者开始在写东西时用“天才”一词来评论他在那些节目中的工作时，他就被招揽到了好莱坞，到了后，请他执导的电影项目让他应接不暇，他的电影很快让他赢得了名声，有人决定以“新生代”称他那一派。 跟杰克·菲尔茨一样，奥本海默也有两个孩子，他虽然离了婚，但从来不是一个人过。有个聪明、年轻而且漂亮的女演员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她叫埃莉斯。她感到自豪的，是每天都能想出新招数来取悦他，经常痴迷地一看他就是很久，尽管他好像没注意到，她还习惯称他为“我的爱人”——语气轻轻的，重音落在“我的”上。她也做到了是位态度殷勤的女主人。 “杰克？”有天日落时分，她用一个值钱的很重的玻璃杯盛了酒递给他们这位客人时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菲茨杰拉德住在这儿的海边时做了什么事？他在所住房子的外面弄了个牌子，上面写道：‘Honi Soit Qui Malibu’[4]。” “哦，是吗？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不是很棒吗？我的天，当时就能在这儿不是很好玩吗，当时所有真正——” “埃莉！”卡尔·奥本海默从房间那头叫道，在吧台（用昂贵的淡色木头、皮革做成，长长的，放有很多酒）后面，他弯着腰，把橱柜门弄得砰砰响。“埃莉，你去厨房看看肉汤都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好吗？” “嗯，当然可以，我的爱人，”她说。“可是我想你在上午时，才喜欢喝‘公牛子弹[5]’。” “有时候是，”他说着站直身子，脸上露出的微笑说明了他既是恼怒，又在克制着自己。“有时候不是。我刚好现在就想做一批，问题只是我想知道他妈的一点肉汤都没有，让我他妈怎么做‘公牛子弹’，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埃莉斯听话地匆匆走开时，两个男人都转身看着她的紧身便装兜着的坚实、抖动的屁股一晃一晃的样子。 从那时起，杰克变得急切地想找地方自己住，也许还能找到一个自己的女孩，所以剧本大纲一出来——他们在奥本海默所说的“要点”上一达成共识——他就搬了出来。 沿着滨海公路再开几英里，还是马利布的一部分，从公路上看，那里无非是长长一溜挤在一起的风吹日晒的小屋。他租了座小小的两层海滨别墅的下面一半，那里装有并不夸张的海景窗，还有个上面有不少沙子的混凝土小阳台，但是几乎只有这两个优点了。直到搬进去后，他才意识到——在预付了所要求的三个月租金后——那里简直跟他在纽约的地下室房间一样令人丧气、潮湿。按照久已熟悉的模式，他开始担心起自己来：也许他无法在世界上找到光线和空间；也许他的本性总是去寻找黑暗、幽禁和衰败，也许——当时在全国性刊物上，这个短语挺流行——他具有自毁性人格。 为了让自己摆脱那些想法，他想出几个好理由应该马上开车去市里见他的经纪人；等到他在午后的阳光下，开着租来的那辆汽车轰轰隆隆地驶过大团大团颜色鲜亮的热带植被时，他才开始感觉好了一点。 经纪人的名字叫埃德加·托德，他的办公室是在比弗利山庄边上一幢新建的高楼靠上的楼层。杰克去跟他聊过三四次——第一次，在他问怎样能弄到理查德·张伯伦的签名照片时，发现埃德加·托德只需要随随便便马上打个电话就解决了——每次去，他都越来越意识到埃德加的秘书萨莉·鲍德温这个女孩长得不是一般的漂亮。 乍一看去，她也许不能完全归于“女孩”那一类，因为她仔细梳好的头发是灰白色的，夹有一绺绺银发，但是她脸庞的形状和皮肤，说明她还不到三十五岁；她走动时，能看出她身材苗条、动作敏捷、两腿修长，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跟他说过她“爱读”他的书，说她敢肯定有一天会根据这本书拍出一部精彩的电影。还有一次，他离开那间办公室时，她说：“干吗不让我们多见见你？再来看看我们吧。” 但是今天她不在那儿，没在那张整洁的秘书办公桌前，就是埃德加的办公室外面铺地毯的走廊上，也看不到她在别的地方。那是星期五下午，她很可能是提前回家了，他心里涌起一股失望之情，直到他看到埃德加的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他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推门进去——她在那儿，比以前更可爱，她坐在埃德加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前。书架上至少有上千本书，颜色鲜艳的书脊成为背景，衬托着她那张可爱的脸。她在看书。 “你好，萨莉，”他说。 “哦，嗨，见到你真好。” “埃德加今天不在？” “嗯，他说是出去吃午饭，可是我想我们要下星期才能再见到他。不过你来打断我读书也挺好：我读的这本，是今年最糟糕的书。” “你替埃德加读书？” “嗯，大多数吧。他没时间，反正他也讨厌读书。所以对送来的书，我给他打出一两页纸的概要，他就读那些。” “哦，那，听着，萨莉，跟我出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很愿意。”她说着合上那本书。“我本来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开口呢。” 不到两个钟头后，在一家著名酒店的酒吧里，一张阴暗处的小桌子前，他们腼腆然而有力地把手握在一起，显然她今天晚上会跟他回家，这件事清楚了，也确定了——而且不言自明的是待整个周末。杰克·菲尔茨看着她，开始觉得自己安静、强壮、血气方刚，似乎他从未想过自己具有自毁性人格。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世界仍是完好的，谁都知道是什么让它转动。 “只是，你看，杰克，”她说，“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停一下好吗？在比弗利山庄那儿？因为我得拿几样东西，而且反正我也想让你看看我住的地方。” 她指路，让他开上了一段缓坡，那是刚进比弗利山庄的地段，然后开始有更陡的坡。他发现道路全都设计得具有优雅的弯度，似乎设计者受不了考虑直来直去。那里还有高大、挺拔而优雅的棕榈树，间隔经过精确测量。沿途的大房子有的漂亮，有的一般，有的丑陋，可是都让人联想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现在如果你在下个路口往左拐，”萨莉说，“我们就快到家了。好……这儿。” “你住这儿？” “对。我都可以解释。” 那是座老南方风格的白色大屋，从门廊到高高的柱廊那儿，至少立了六根柱子，有很多反射着阳光的大窗户。大屋本身还往一边延长很远，样子是厢房，另外在游泳池那边，还有几座连在一起的附属房屋，颜色一样，风格也一样。 “我们总是这样进来，经过游泳池，”萨莉说。“从来没人走前门。” 她领着他经过游泳池走进的那个宽敞的房间，他想可能会被称为“私室”，不过要是她能从办公室把埃德加·托德的上千本长篇小说拿回家，也许挺容易就可以把那里布置成一间图书室。高高的几面墙上是由看着舒服的黑色木头做的镶板，里面有又软又厚的皮沙发和扶手椅，还有座壁炉，里面扑闪着小小的火苗，尽管当时天气尚不算冷。壁炉前面有几张蒙了皮面的铸铁长椅，其中一张上，坐着一个脸色苍白、闷闷不乐的男孩，十三岁上下，脸也没有对着火，两只手绞在一起放在大腿中间，看上去好像他之所以坐在这儿，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嗨，基克，”萨莉跟他说。“基克尔，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杰克·菲尔茨。这是基克尔·贾维斯。” “你好，基克尔。” “嗨。” “你今天看了道奇队的比赛吗？”萨莉问他。 “没有。” “哦？干吗没看？” “我说不上来；不想看。” “你可爱的妈妈呢？” “我不知道。在换衣服吧，我想。” “基克尔可爱的妈妈是我的老朋友，”萨莉解释道。“这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是她的，我只是在这儿住。” “哦？” 过了一分钟，那个男孩的妈妈进到这个房间时，杰克觉得她的确可爱——像萨莉一样个子高，姿态优雅，甚至更漂亮，黑色长发，蓝色眼睛，听到她的名字被提起，她的眼神自动带上了调情的意味。 可是今天晚上，他并不是很想遇到一个比萨莉还要令人向往的女人——暂时有萨莉就足够了，即使是在好莱坞——所以他看吉尔·贾维斯看得够仔细，想在她那张瓜子脸上，找到点什么茫然或者受惊的样子，不过他还来不及细看，她就转过了脸。 “萨莉，你看这个，”她说着把一本厚重的平装书塞到萨莉手里。“可不是太好了？我是说这可不是太好了？我好多好多个星期前就让人弄过来，我都快放弃了，但是今天终于寄到了。”杰克不失礼地瞄了一眼，看到书名为“填字游戏解密大全”。“你看有多厚，”吉尔还在说这件事。“我以后再也不会有解不开的填字游戏了。” “太棒了，”萨莉说着把书递回给她，接着又说，“等我两秒钟好吗，杰克？”她匆匆进了客厅，那里宽阔得像是一面湖，在一道苍白的下午光线里，他看着她漂亮的两腿跑上一段不发出声音的楼梯。 吉尔·贾维斯要他坐下来，然后去哪里“倒酒”了，让他和基克尔单独在一起，两人之间的沉默似乎越来越让人尴尬。 “你在附近上学吗？”杰克问。 “对。” 他们的谈话便到此为止。上周日《洛杉矶时报》上的漫画及幽默版放在壁炉前的长凳上，那个男孩侧过身子耸着肩看，可是杰克很有把握他没在读，甚至也没有看那些图片，只是在等他妈妈回来。 壁炉上方，在那个显然本意是挂一幅又老又重的肖像画或者风景画的地方，却挂着一幅以黑色天鹅绒为底的小幅画作，颜色很鲜艳，画的是一张马戏团小丑的脸，表情忧郁；画家的签名是白色字迹，显眼得也许会被当成这张画的名字，写的是“好莱坞的斯塔尔”。那种画，你可以在全国三流的酒吧、午餐饭馆、生意江河日下的医生诊所那不通风的候诊室的墙上看到，在这个房间里显得很是傻傻的，格格不入，似乎让人想到是有人开玩笑挂在那儿的——不过呢，那本《填字游戏解密大全》也是如此，这时被孤零零地翻开放在一张至少值两千美元的咖啡桌上。 “我想象不出是什么让伍迪耽搁了，”吉尔端着一个放着酒的托盘走进这个房间时说。 “想让我打电话去工作室吗？”基克尔问她。 “不，别费事了；他会回来的，你了解伍迪。” 后来萨莉下来了，拎着一个墨西哥草编手提袋，看上去让人高兴的是，里面塞得满满的——她的确计划跟他共度周末——她说：“我们就喝一杯吧，杰克，然后我们就走。” 但是他们喝了两杯，因为喝第一杯时，伍迪面带微笑地回来了，非让他们留下来再喝一杯。他跟杰克岁数相当或者还要年轻一点，中等身高，长得单薄，穿着牛仔裤和饰有流苏的印第安式软皮鞋，还有一件复杂的衬衫，是用金属摁扣扣紧的，而不是钮扣。他走动时躯体柔软，膝盖那里不时歪一下，他脸上不设防地露出迫切想讨人喜欢的样子。 “嗯，马利布那边当然很不错，”他终于坐到一张扶手椅上歇息时说。“有几年我在那里有个小地方——很小的地方，但是很舒服。不过呢，我已经真的喜欢上了比弗利这儿。我在这儿感觉自在，只能这么说了，你知道有件事情好玩吗？我这辈子里，还从来没有对别的地方有这种感觉。给你再倒一杯？” “不，谢谢了，”杰克说。“我们最好该上路了。” “我们什么时候找你，萨莉？”吉尔问。 “哦，我不知道，”在和拎着那个墨西哥手提袋的杰克一起走向露台那道门时，萨莉扭头大声说。“我明天什么时候给你个电话，好吗？” “我不会让你把她带走一去不回，杰克，”伍迪大声说。“你得保证你很快就会把她带回来，好吗？” “好的，”杰克告诉他。“我保证。” 他们就自由了，只有他们两个人，脚步匆匆地出去经过游泳池，去行车道那边，上了等在那里的他的小汽车。回家的一路上——在这个宁静而芳香的夜晚刚至的暮色中，那段路开得好像根本没花什么时间——他想放声大笑，因为他的生活应该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样挺好：收入很不错，到了一个周末，在太平洋岸边，冒出来一个爱他的女孩。 “哦，我想这里可以说——有趣，”萨莉这样说他住的地方。“当然小，可是你真的可以在很多方面改进一下。” “是啊，这个嘛，我大概不会在这里住得够时间去做那么多事。我给你倒杯酒好吗？” “不，谢谢了。你干吗不只是——”她仔细看过那扇黑色的观景窗后，转身向他露出微笑，显得既大胆又羞涩，然后略微移开眼睛。“你干吗不只是过来，好让我们扑到一起？” 他认识的别的女人从未比她更优雅地从熟人过渡到亲密关系。她脱衣服的动作全无尴尬之处，也根本没有炫耀：她把衣服脱下来扔到一旁，似乎等了一整天想脱掉；然后她钻到他床上，转身用一种渴望的表情来欢迎他，那跟他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漂亮。她长长的身体又强壮又柔软，对于一个女性的身体在男人眼里有何妙处，她心中有数也因此而自豪。要过很久，他才有可能想到任何别的女人或女孩，即使他也想。 “哦，听听海浪声吧，”她后来说，当时他们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声音，可不是好听极了？” “是啊。” 可是杰克·菲尔茨在她身后蜷着身体贴着她，胳膊搂着她，一只手在拨弄她漂亮的乳头，根本没去注意海浪。他太开心了，也太困乏，只有一个连贯的而且幸好不为人知的想法：这是F. S. 菲茨杰拉德认识了希拉·格拉厄姆啊。 萨莉·鲍德温的原名叫萨莉·蒙克（“天哪，我等不及想摆脱那个名字”），她是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工业镇上长大的，她爸爸在那里当电工，直到他英年早逝，后来她妈妈在一家百货商店的改衣间当了好多年裁缝。上高中时，萨莉被选中在一系列关于青少年的低成本电影中当配角——“可以说就像安迪·哈代系列老电影[6]，可是根本没那么好；不过呢，还是比现在塞给小孩儿们的愚蠢的沙滩排球、穿比基尼的那些玩意儿要好”——可是在她个子长高到不再适合她按说要演出的角色时，她的合同就失效了。她用自己演电影剩下的钱去上了大学，后来是当侍者。“在鸡尾酒会上当女侍者是最糟糕的，”她解释说，“挣钱最多，可是真的——真的消磨志气。” “你穿那种一直拉到屁股的鱼网袜吗？”他问，心里觉得她看上去肯定不可思议。“还有那些小——” “是啊，是啊，所有那些，”她不耐烦地说。“然后没过多久，我就结婚了，维持了差不多九年。他是个律师——现在还是，我是说。人们是怎么说的嘛，千万别嫁给律师，因为你吵架永远吵不赢，你知道吗？说的是大实话啊。我们没有孩子——刚开始是他一直说他根本不想养，后来发现反正我也生不了，我有那什么，纤维瘤。” 到了下午还早时，他们在那个有沙子的小阳台上靠着躺在帆布轻便折叠躺椅上，她转而说起了吉尔·贾维斯和她那座大屋的事。 “……嗯，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多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她说，“我知道她从她父亲那儿得到很多钱，她父亲在佐治亚州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她父亲的家族在那边很久以来就很有钱，可是我是说我不是很清楚是从哪儿挣的。棉花什么的，我想。当然弗兰克·贾维斯也有钱，所以吉尔离婚时，除了那座房子，别的也得到很多。所以你看，等到我的婚姻破裂时，她要我过去住，我有点——高兴坏了。我一直很喜欢那座房子——现在还是，大概会一直很喜欢下去。另外，我当时也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知道就凭我的工资，顶多能在山谷[7]那边找到一个整洁、小巧的住处，那是我所定义的精神自杀。我宁可吃虫子，也不愿意去山谷那边往。 “哦，吉尔千方百计想让我也住得舒服。她请了位专业人士来装修我住的地方，天哪，你应该看一看，杰克。嗯，你会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个大房间，可是差不多大得像是三个房间合到一起，里面亮堂堂的，阳光充足，到处都能看到绿色。我很喜欢，很喜欢在办公室上了一天班之后，脱掉我的鞋子，可以说跳舞跳一分钟，想着：‘哇，看看我，笨笨的姓什么的萨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小地方。’” “是啊，”他说，“听着确实不错。” “然后过了一阵子，我开始琢磨出来她想让我去那儿住主要是为什么，嗯，可以说是打掩护。她当时在跟一个大学生同居，也可能我想是个研究生吧，她好像觉得家里有两个女的可以说好看一点。有一次我终于想了个办法问她这件事，她吃了一惊，我居然会开口问她，她觉得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明白的。那让我觉得有点——我说不好——让我感觉怪怪的。” “是啊，这我明白。” “不管怎么样，那个大学生待了一两年左右，从那以后，有很多男的来来往往。我只跟你概括地说一下吧。有过一个律师，是她前夫的朋友，也是我前夫的朋友，那有点让人感觉不自在。然后有一个从德国来的，名叫克劳斯，他在市里开一家大众汽车代理行。他挺好，对基克尔很好。” “你说对他‘好’，指的是什么？” “嗯，他会带他去看球赛，要么去看电影，他经常跟他聊天。对于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来说，那很重要。” “他不怎么跟他爸爸见面吗？” “没有，这难以解释，可是不——一点都不难解释。因为你要知道，弗兰克·贾维斯总是说他觉得他不是基克尔的爸爸，所以从来不想跟他有什么联系。” “哦。” “嗯，你听说过那种情况，并不少见嘛。不管怎么样，过了一阵子，克劳斯就搬走了，现在住在这儿的男人是伍迪。你有没有注意到壁炉上方挂的那幅愚蠢的小丑破画儿？那是他——我是说是他画的，伍迪·斯塔尔，好莱坞的斯塔尔。我是说你当然没法称他是个画家，除非在这件事情上，你想跟吉尔一样傻乎乎的。他可以说是个老好人吧，想在旅游业赚点小钱。他在好莱坞大道上有家店——他总是称那是‘工作室’——人行道上面吊着一小块土里土气的破招牌；哦，他不仅仅是画小丑，他还画用黑色天鹅绒为底的月光下的湖、冬日景色和山、瀑布以及天晓得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反正是吉尔有一天溜达进那儿，觉得那些以黑天鹅绒为底的垃圾很漂亮。除了在衣服上，她在其他一些事情上的品位之烂，总是让人吃惊。我想她觉得伍迪·斯塔尔也漂亮，因为当天晚上，她就把他领回了家，那是差不多三年前的事。 “好玩的是他的确可以说讨人喜欢，能让你哈哈大笑。他甚至——有意思，以他自己的方式。他当过船员，去过世界各地，知道很多故事。我说不好，伍迪会让你越来越喜欢。看到他跟基克尔在一起，真的让人感动。我想基克尔甚至更喜欢他，而不是克劳斯。” “他的名字怎么来的？” “什么名字？斯塔尔？” “不，那个男孩。” “‘基克尔’？哦，是吉尔先那样叫的。她经常说他出生前，都快把她踢死了[8]。他的真名叫艾伦，可是你最好别去试着叫他艾尔[9]什么的，就叫他基克尔吧。” 等到杰克起身进屋又去倒酒时，他想好了如果萨莉住在一间普通公寓里会好很多，就像一般的秘书那样。不过，也许他们可以把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这个海边地方度过；另外，现在就去担心那种事情也未免太早。现在看来，他一辈子都因为担心得太快而坏了自己的好事。 “知道吗，萨莉？”他说，一边把他们倒得满满的冰凉酒杯又拿到室外，他本来想说“你的腿真的很漂亮”，却又说回了原先那个话题：“听着开始让人觉得你住在一个很不像样子的家里。” “哦，我知道，”她说。“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称那是‘堕落’。那个词好像用过头了，可是到后来，我能看出他指的是什么。” 这是她第一次提到“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或者“他”，杰克呷着那杯里面咔嗒作响的威士忌时，不由陷入不合理的嫉妒心理而闷闷不乐。过去几年里，她在埃德加·托德的办公室里认识了多少个男人而且哈哈笑着出去喝一杯？她很可能跟每个人都说过：“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停一下好吗？在比弗利山庄那儿？因为我得拿几样东西，而且反正我也想让你看看我住的地方。”更糟糕的是，她在每个男人的床上翻滚和呻吟了一整夜后，很可能就像她在这天凌晨跟杰克·菲尔茨所说的，会说那个人“很棒”。 他们都是作家吗？是的话，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哦，其中大概有几位电影导演，还有电影技术人员，还有跟“包装”电视节目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人。 他让自己感觉糟糕，要想让自己不再这样，只能再次说起话来。“你知道，你真的看上去远远不到三十六岁，萨莉，”他说。“我是说除了——” “我知道，除了头发。我讨厌这样。从我二十四岁开始头发就灰白了，我经常染发，可是那样也看着不算很好。” “不，听着，看着特别好。我不是说——”他坐在那张躺椅的下半部，急切地向她弓着身子就开始道起歉来，无望地说了一句又一句蹩脚的话。他说最先吸引他的，就是她的头发。当她的表情告诉他她知道那是说谎时，他马上就不说了，而去尝试别的。他说他一直觉得未老而先变成灰白色的头发有意思，能让一个漂亮的女孩“有趣”、“神秘”；他说他感到吃惊的是，没有很多女孩子把她们的头发染成灰白色的，他的话让她哈哈大笑。 “天哪，你真的喜欢道歉，不是吗。我让你说下去的话，你很可能会一句接一句说个没完。” “嗯，好吧，”他说，“可是听着：让我跟你说说别的吧。”他走到她那张躺椅前，坐了半拉屁股，然后开始用手按摩她温暖而结实的大腿。“我想你的腿，差不多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 “噢，舒服，”她说，她的眼睑略微下垂了一点。“真的舒服。不过你知道吗，杰克？要是我们不快点起来回屋里玩，整个下午都快浪费完了。” 星期一上午，他开车把她送回埃德加·托德的办公室时，因为睡眠不足而眼睛酸痛、紧张不安，他开始担心他们再也不会有这么愉快的时候。未来的日日夜夜，也许都会因为想再次体验最初那个周末而感到压力进而失色。他们会在彼此身上发现不愉快、不吸引人的地方；他们会寻找而且找到小小的不满；他们会吵架，会彼此厌烦。 他舔舔嘴唇。“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什么意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吗？”她说。“你不打的话，我会跟你没完。” 那个星期，她又跟他度过了几个晚上，整个周末以及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的很多时间也是。那次到了最后，他不得不再去吉尔·贾维斯家看看，只是因为萨莉坚持说想让他看看她在楼上的住处。 “给我五分钟时间，让我把它收拾得像样些好吗，杰克？”她在那间私室里跟他说。“你在这儿等着，跟伍迪聊聊天，我准备好了，会下来叫你。”所以他就被一个人撇下，微笑着面对斯塔尔，后者似乎也很紧张。 “嗯，我对你唯一的意见，杰克，”他们坐到皮面扶手椅上，但并没有面对面，之后伍迪说，“那就是你把萨莉领走的时间太多了。我们想念她，这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你干吗不多带她回来？”接着，没等杰克接话，他急忙又说起来，好像不停说话是人们所知的克服腼腆的最佳方法。“不，可是说真的，萨莉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我对她评价很高。可是谁都不会想到，她以前过得不容易。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人之一。” “是啊，”杰克说，一边因为挪动身子而让椅子皮面发出吱吱响的声音。“是啊，她挺好，一点不错。” 后来基克尔匆匆忙忙从游泳池露台那边过来，跟伍迪·斯塔尔紧张而热烈地讨论一辆坏了的自行车的事。 “嗯，如果问题出在链轮齿本身，基克，”弄清事实后，伍迪说，“我们就得送到店里修。与其我们自己瞎捣鼓，还不如让那些人来处理，好吗？” “可是那家店已经关门了，伍迪。” “嗯，今天是关门了，但我们可以明天送过去。干吗那么着急？” “哦，我不知道。我是——要去消防站那边，别的没什么。学校里有些人在那边玩。” “咳，我开车送你去，基克；没问题。” 那个男孩好像考虑了几秒钟，眼睛看着地毯，后来他说：“不，没事，伍迪。我可以明天去，要么下次再去吧。” “准备好了吗？”萨莉在门口叫道。“现在，如果您肯往这边走，先生，我会带您上去参观一下我自己的专业装修过的住处。” 她领着他出去，进了主客厅——他看到的，只是有一英亩阔的打过蜡的地板和一处处米色室内装饰，在从高高的窗户射进来的傍晚的粉红色光线中，像是浮起来的样子——上了雅致的楼梯。她领着他走过二楼的一条过道，经过三四扇关着的门，打开最后那扇门，演戏一般动作夸张地一旋而入，站在那里满面笑容地欢迎他。 里面的确像是三个房间加在一起那样大，天花板高得不一般。墙壁是微妙的浅蓝色，那位专业装修师肯定觉得“适合”萨莉，不过很多地方以玻璃代墙：一面墙上是巨大的镀金边镜子，另外两面墙看得出是横着拉开的法式落地窗，厚厚的窗帘随时准备滑动、扫过窗玻璃。里面放了两张双人床，杰克觉得即使按照专业装修师的标准，也有点太过分了；宽阔而厚实的白色地毯上，随处摆了几个柜子或者茶几，上面放着很大的陶瓷灯，灯罩就有三四英尺高。有个墙角处，也就是房间里的那头，有个很矮的黑漆圆桌，桌面中央放了一束装饰性的花，围着这张圆桌的地板上，有几个按一定间隔摆放的软垫，似乎是准备吃日本餐；靠近门口处，有一个陶制雨伞架，里面插着很大一束孔雀尾羽。 “是啊，”杰克低声说，一边转过身，稍微眯着眼睛，努力想记住这一切。“是啊，这儿真的挺好，亲爱的。我能看出你为什么喜欢。” “进去看看洗手间吧，”她命令道。“你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洗手间呢。” 他去参观了一尘不染、豪华气派的洗手间，出来后说：“对，真的是这样。你说得对，我从来没见过。” 他站在那里瞄了一会儿那张日本桌子，然后说：“你用过那个吗？” “‘用过’？” “哦，这个嘛，我只是想你也许偶尔会叫来五六个知己，把他们领到这儿，穿着袜子，盘着脚坐在这个玩意儿周围，调暗灯光，掰开筷子，让你们小小地度过一个精彩的东京之夜。” 一阵沉默。“你在取笑我，杰克，”她说，“我想你会发现那并不是个好主意。” “噢，宝贝，好了，我只是——” “是装修师放那儿的，”她说。“他做什么，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因为吉尔想让整个住处的事给我一个惊喜。另外，我也从来根本没觉得它滑稽。我觉得那张桌子作为一件装饰品很漂亮。” 他们还没有从不快中恢复过来，就又回到楼下，发现有位新客人已经加入到这个鸡尾酒时刻。他是个小伙子，长得矮矮壮壮，长相略微有点像是东方人，名叫拉尔夫，他跟萨莉紧紧拥抱，她也对此兴高采烈，尽管她得弯腰跟他拥抱。后来拉尔夫伸出一只又短又粗的手，跟杰克说他很高兴认识他。 吉尔·贾维斯解释说拉尔夫是位工程师，听她对那个词的发音，似乎那是个非常不同凡响的头衔。拉尔夫刚才正在说他怎么去了一家“一流”公司工作——还是家小公司，但发展很快，因为他们签了一份又一份“很棒的”新合同。难道不让人兴奋吗？ “嗯，让人兴奋是因为我的老板，”拉尔夫说着回到原先所坐的椅子还有那杯酒那里。“克利夫·迈尔斯。他精力充沛。八年前在朝鲜战争后他从海军一退伍，就创办了这家公司。一开始是靠着几份来自海军的一般的小合同，然后就开始发展了。从那时起，就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不同寻常的人。哦，他对手下人要求很严，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比起我所见过的任何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严。再有两三年时间，他会是洛杉矶最主要的工程业领导者，如果不说是在整个加利福尼亚的话。” “太棒了，”吉尔说。“他还年轻吗？” “嗯，三十八岁；在这一行，那是很年轻的了。” “我总是很乐意看到这种事，”吉尔热情地说，一边眯起了眼睛。“我很乐意看到一个人去奋斗，并得到了他所追求的。” 伍迪·斯塔尔低头盯着自己那杯酒，脸上带着一丝自贬的微笑，让人想到他知道自己从未奋斗很多，也从未得到很多，除了在好莱坞大道有一家差劲的纪念品小店。 “他结婚了吗？”吉尔谨慎地问。 “哦，结了，他妻子很不错；没有小孩。他们在太平洋派利西德区有个很不错的家。” “你干吗不找时间把他们带过来，拉尔夫？你觉得他们会高兴来吗？因为说真的，我想跟他们认识一下。” “嗯，当然，吉尔，”拉尔夫说，不过他脸上掠过一丝尴尬。“我敢肯定他们会很愿意。” 他们又聊起别的事情，然后——要么更应该说至少有一个钟头都完全是无缘无故开玩笑、打趣，要么是他们心知肚明地提到以前好玩的时候，让杰克听得糊里糊涂。他一直找机会想让萨莉起身离开那儿，可是她显然乐在其中，一起哈哈大笑，他只能咬着嘴唇，面带微笑，以证明自己的耐心。 “嗨，吉尔？”基克尔在餐厅门口说，杰克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孩子对他妈妈直呼其名。“我们究竟还吃不吃饭？” “你先吃吧，基克，”她告诉他。“叫尼皮给你弄一盘。我们等一会儿就去。” “……关于晚饭，每天晚上他们都要愚蠢地那样过一遍。”萨莉后来说，当时只有她和杰克在车上往海边那里开。“基克尔总是说：‘我们究竟还吃不吃饭？’她总是给他同样的回答，似乎他们两个人都装作不是一直那样。有时候到了十点半或者十一点，她才觉得想吃点东西，可是食物全都已经糟蹋掉了，不过到那时，大家都醉得无所谓。你真该看看那些漂亮的肉块如何在厨房里浪费掉。唉，天哪，她要是能多一点——我说不好，这只是我的希望——咳，去他的，我希望的事情多着呢。” “我知道你是，”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抓住她结实的大腿。“我也是。” 他们没出声地开车好像开了很久，然后她说：“对了，你喜欢拉尔夫吗，杰克？” “我不确定；我几乎没机会跟他聊。” “嗯，我希望你会更了解他一点。我跟拉尔夫是多年的朋友，他这个人很——很讨人喜欢。” 杰克在黑暗中扭动了一下。之前他从未听过她用那个短语，也从未听过她使用娱乐圈里与此相当的场面话——“一个很可爱的人”，“一位很有闯劲的女士”。然而，她在好莱坞的外围出生和长大，而且为一家好莱坞经纪公司工作了好多年，整天听到好莱坞的人说话。他们的语言渗透进了她自己的语言，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拉尔夫是夏威夷人，”她说。“他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大学生的朋友，也就是我搬进去的时候，跟吉尔同居的那个大学生。我觉得吉尔同情他，这个特别腼腆的夏威夷小孩，他好像从来没开心过。后来发现他需要找个住处，吉尔把主要外屋的一楼大房间给他住——你知道对着游泳池，有好几面法式门的那个房间？好了，哇，这下子可开心了，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跟我说过一次——那是过了好几年，他搬走后的事——他说：‘哦，通常邀请女孩子出去，就像拔牙那么艰难，因为如果你是个长相滑稽的小个子男人，又不会穿衣服，我想只能指望会这样吧，可是一旦等她们看到我在哪儿住，一旦她们看到那个地方，神奇了。’他说，‘每次让一个女孩喝上两三杯，她就会跟我一起在游泳池里裸泳。之后嘛，’他说，‘之后的事就不在话下了。’”说到这里，萨莉放荡地大笑了一小会儿。 “是啊，嗯，挺好的，”杰克说。“这个故事挺好。” “然后，”萨莉又说，“然后他告诉我：‘哦，我一直知道这样在做假。我知道在吉尔家整个那一套都是做假。可是我经常对自己说，拉尔夫，如果你是个假货，还不如当个真正的假货呢。’那不算可爱吗？我是说那套做法本身又笨拙又滑稽，那不算可爱吗？” “是啊，当然是。” 但是那天夜里晚些时候，萨莉睡着了，他躺在那里睡不着，听着海滩上一波波海浪汹涌而来，撞击，发出轰轰隆隆、嘶嘶作响的声音，他纳闷希拉·格拉厄姆是否也说过谁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嗯，也许吧，也许她用过她那个时代不管什么、在好莱坞流行过的行内话，菲茨杰拉德大概根本不介意。他知道她绝对不会成为泽尔达[10]，他也由此知道自己爱她，每天为了她，他不让自己垮掉，极想喝酒，但是忍住了，把仅剩的一点点精力投入到《最后一个大亨》速写式的开头几章。仅仅因为有她在身边，他必须谦卑地心怀感激。 有好几个星期，他们像结了婚的两口子一样待在家里。除了她去上班的那几个钟头，他们都待在他的住处。他们在海滩上一走就是很久，在海滨找到新地方，累了可以去喝一杯。他们一聊就是几个钟头——“你永远不会让我感到厌烦，”她说，让他感觉自己的肺功能比以前好几年都更好——他发现自己写剧本的进度也快了许多。晚饭后，他从稿子上抬起眼睛时，可以看到她在灯光下蜷坐在塑料沙发上织毛衣——她在为了基克尔的生日织一件厚厚的毛衣——那幅景象，每次都让他愉快地感觉生活有条有理，自己心境平和。 但是好景不长。夏天过到一半时，有天傍晚，他吃惊地发现她在认真而悲伤地看着他，眼睛明亮。 “怎么了？” “我没法再在这里待了，杰克，就是这样。我是说真的。已经发展到我绝对受不了这个地方。这里又窄又暗又潮——要命，不是潮，而是湿。” “这个房间一直都是干的，”他不服气地说，“而且白天一直光亮，有时候亮得我要——” “好吧，可是这个房间只有差不多五平方英尺大。”她说着站起来强调自己的语气，“其他全是一座腐烂的老坟墓。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在洗澡间发现了什么吗？我发现了一只可怕的白色、透明的小虫子，可以说像是蜗牛，只是根本没有壳，我在上面踩了差不多四次，才发现我他妈在干吗。要命！”她浑身颤抖了一下，在她用双臂抱紧自己的身体时，她在编织的那一团边缘不齐的灰色东西掉到地上。杰克由此想到在纽约，他的女儿在另外一间恶心人的洗澡间里的那件事。 “还有卧室！”萨莉说，“床垫差不多有上百年了，到处酸酸的，散发着霉味。不管我把衣服挂到哪儿，第二天早上穿的时候，都会黏乎乎的。所以我受够了，杰克，没别的。我再也不要上班穿着湿衣服，整天得扭来扭去，抓痒，就这么决定了。” 她说完后，就忙着把她的东西收拾到一起，往那个墨西哥手提袋和一个小衣箱里装，看样子，显然她甚至那天晚上都不准备在那儿过夜。杰克坐在那里咬着嘴唇，尽量考虑要说点什么；后来他站了起来，因为那样似乎比坐着要好。 “我要回去了，杰克，”她说，“很欢迎你跟我一起去，事实上，我很乐意你去，可是那完全取决于你。” 他没用多久就想好了主意。他跟她略微辩了两句，假装生气，那是看在自己迅速变弱的自尊心份上，但是过了不到半个钟头，他就紧张地开着车，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的车尾灯。他甚至把他所写的剧本捆好带上，还带了些白纸及铅笔，因为她跟他保证过吉尔家有很多干净而且配置完善的大房间，他可以在里面完全不受打扰地工作一整天，如果他可能决定想那么做的话。“我是说真的，我们剩下在一起的时间去我那儿过不是更好？”她说，“好了，你知道那样更好。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时间？七个星期还是多少？六个？” 所以结果是杰克·菲尔茨成了比弗利山庄那座希腊风格复兴式大屋的短期住客，他接受了用楼上的一个房间来工作，道谢的话说得多过他心中所愿。那个房间里甚至有洗手间，跟萨莉的一样豪华。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夜晚都是在她的“住处”，在那里，他们都没再提起那张日本餐桌。 每天在喝鸡尾酒的时辰，都需要跟吉尔·贾维斯交往，不管他有多么不情愿，都要被拉进她的世界。但是在刚开始那阵子，在喝了一两杯，然后跟萨莉挤了挤眼睛后，他们俩会设法逃到一间餐馆，自己过一个晚上。但是后来，让杰克越来越不满的是，萨莉会继续跟吉尔的不管哪位客人聊天、喝酒，直到他们不觉又碰上了迟而又迟吃晚餐的那种例行之事——直到那位名叫尼皮的穿着制服的胖乎乎的黑人女用人出现在门口说：“贾维斯太太？肉根本剩不下多少了，除非你们很快来吃。” 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走路摇摇晃晃，几乎看不清自己的盘子，这群人会对变黑的牛排和皱缩的蔬菜挑来拣去，直到好像是为了确认大家共有的反感，大部分晚饭都没碰，回到那间私室继续喝酒。最糟糕的是，到这时，杰克也是除了想再多喝点酒就别无所求。那些个夜晚，他和萨莉喝得太醉，爬上似乎在晃动的楼梯后，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睡觉；他会一个人爬到她的床上昏睡过去，过了好多个钟头醒来后，躺在那里听着她缓慢而嘶啦作响的呼吸声，不止一次发现她的呼吸声是来自另外一张双人床那里。 他了解了自己不是很喜欢喝酒时的萨莉。她的眼睛会变得明亮得让人吃惊，上嘴唇变得松弛、浮肿，她像个不受欢迎的女学生那样，为了他根本不觉得好玩的事情大笑，笑声刺耳。 后来有天下午晚些时候，那个年轻的夏威夷人拉尔夫又来了，但是这一次，尽管两个女的快乐地大声跟他打招呼，欢迎他，他在放松下来坐到一张皮面椅子上后，严肃地讲了个可怕的消息。 “你们知道我跟你们说过的我那家公司的头儿吗？”他说，“克利夫·迈尔斯？他妻子今天早上去世了。心脏病，倒在洗手间里。三十五岁。”他垂下眼睛，迟疑地呷了口威士忌，似乎那是葬礼上的圣餐。 坐在软垫上的吉尔和萨莉急切地往前倾着身子，她们瞪圆了眼睛，嘴巴马上形成发出“哦！”那个音节的形状，两人同时这样叫了一声。后来萨莉说：“我的天哪！”吉尔无力地用一只手腕撑着可爱的前额，她说：“三十五岁。哦，可怜的男人，可怜的男人啊。” 杰克和伍迪·斯塔尔都尚未加入这个悲伤的阵营，然而在不自然地很快交换一下眼神后，他们也能咕哝着说出几句得体的话。 “究竟有没有什么心脏病历史？”萨莉问道。 “完全没有，”拉尔夫跟她确认，“完全没有。” 总算有一次，在这种没完没了地喝鸡尾酒的时候，他们有了具有实质内容的谈话。克利夫·迈尔斯是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拉尔夫告诉他们。如果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尚未证明这一点——上帝知道他已经做到了——那么他今天早上是证明了的。他一开始想在洗手间的地板上给她做人工呼吸，但是没用。然后他用毛毯把她裹起来，把她抱到车上开到医院，也知道她很可能早就不行了。医生们告诉他这个消息后，想给他开点镇静剂，可是你不需要随便给克利夫·迈尔斯这种人开镇静剂。他一个人开车回家，到了九点一刻——九点一刻！——他打电话到办公室解释说他为什么今天没法来上班。 “哦！”萨莉哭着说，“哦，天哪，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了”——她站起来流着眼泪跑出房间。 杰克很快跟着她进了客厅，可是她不让他搂着她，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很介意她这样拒绝他。 “嗨，好了，萨莉。”她哭泣或者好像在哭泣时，他站在离她几英尺的地方，双手插在口袋里。“好了，悠着点儿。” “嗯，可是这种事情让我心烦意乱，别的没什么；我忍不住。我敏感，别的没什么。” “是啊，嗯，好了，好了。” “一个女孩，有那么多理由值得活下去。”她声音颤抖着说，“整个一生就那么结束了——咔嗒——然后扑通一声，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哦，天哪，哦，天哪。” “嗯，可是你看，”他说，“你难道根本不觉得你有点反应过度吗？我是说你甚至不认识那个女孩，也不认识那个男的，所以这真的就像你在报纸上读到的，对吗？问题是你吃着鸡肉沙拉三明治时，每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这种事，不至于会让你——” “哦，天哪，鸡肉沙拉三明治。”她厌恶地说，一边往后退，一边目光严厉地上下打量他。“你真是个冷漠的混蛋，不是吗。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刚刚开始琢磨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是个冷漠、没感情的狗娘养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什么都不关心，除了你自己和你埋头瞎写的东西，怪不得你老婆看见你都受不了。” 她楼梯还没有上到一半，他就想好了最好的回答，是根本不回答。他回到那间私室喝完那杯酒，想琢磨出该怎么办，正在这样做时，基克尔扛着一个疙疙瘩瘩、卷得不好的睡袋进来了。 “嗨，伍迪？”那个男孩说，“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基克。”伍迪马上站起来，一口干掉他那杯威士忌，跟他一起离开这座房子。吉尔跟拉尔夫凑在一起，在激动地讨论克利夫·迈尔斯的悲剧，几乎没怎么抬一下眼睛跟他们说晚安。 过了一会儿，杰克上楼了，踮着脚碎步走过萨莉关着的门，然后就放松脚步走过接着的一条走廊，去“他的”那个房间收拾好剧本和积起来的其他个人物品，然后下楼紧张地经过吉尔和拉尔夫，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他要过几天再打电话到办公室找萨莉。如果他们能和好的话，那样挺好，不过大概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好了。如果无法和好，嗯，去他的，洛杉矶不是还有很多女孩吗？每天在他窗外的沙滩上，不是有比萨莉年轻很多的女孩穿着很暴露的泳衣嬉戏吗？要么，他难道不可以找卡尔·奥本海默，请他介绍他似乎认识的那么多女孩中的一位？另外，离他完成剧本和回到纽约只剩下几星期了，所以他他妈干吗要在乎呢？ 但是当他的车子在黑暗中嗡嗡响着开往马利布时，他知道那样一路推理下来是瞎扯。无论喝不喝醉，愚不愚蠢，头发是不是灰白色，萨莉·鲍德温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人。 直到那天夜晚黎明前一个钟头，在他那个寒冷、潮湿的房间里，他都是坐在那里喝酒，听着海浪声，呼吸着他那张上百年的床垫发出的霉味，由着自己沉溺于那个想法，即他也许到底还是具有自毁性人格。挽救了他，让他终于躺下来让睡眠盖住自己的，是他知道有很多道貌岸然的人，都曾一致给F. S. 菲茨杰拉德贴上那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可怕标签。 两天后萨莉打电话过来，用不好意思而且小心翼翼的声音说：“你还在生我气吗？” 他让她放心，没有，而他的右手抓紧了电话，似乎那是根救命稻草，他的左手大幅度而未经思考地在空中挥动，以证明自己的真诚。 “嗯，好吧，我挺高兴。”她说，“对不起，杰克，真的。我知道我喝酒太多什么的。你走了后，我感觉很糟糕，特别想你。所以你看：你觉得你今天下午可以过来，跟我在比弗利威尔舍尔那儿见面吗？你知道吗？就是好久好久以前，我们第一次喝酒的那里？” 在去他记得很清楚的那间酒吧时，他在真心实意制订和解计划，那样和解，也许能让他们再次感觉年轻、强壮。要是她能请个短假，他们可以一起旅行，去圣弗朗西斯科市或者新墨西哥州，要么他可以搬出那座可恶的海滨房子，在市里找地方跟她同住。 可是几乎从萨莉跟他一起坐下来那刻起——当时他们手放在桌子上紧紧握在一起，跟上次一样——萨莉就显然在想着别的事情。 “嗯，我很生吉尔的气，”她说了起来，“生气极了。一件荒唐的事接着另一件。首先，我们昨天一起去做头发——我们总是一起去做头发——回来时，她说她觉得我们不应该再一起到处去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吉尔？’她说：‘我想别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哼，这话让我恶心，就是这样。让我恶心。 “然后昨天夜里，她打电话给拉尔夫，要他——哦，是用那种压得很低、很诱惑人的声音——要他邀请克利夫·迈尔斯今天晚上来吃晚餐。你能相信吗？我说：‘吉尔，那样做没格调。’我说，‘你看，从现在起再过一两个月，那样做，也许是个关心人的姿态，可是那个人的妻子去世才两天。你难道看不出那有多么——多么没格调吗？’她说：‘就算是，我也无所谓。’她说，‘我一定得见见那个人。那个人所代表的一切吸引了我，没救了。’” “哦，甚至比那还要糟糕呢，杰克。你知道伍迪·斯塔尔在他的工作室后面，有一个差劲的小房间吗？在他搬来跟吉尔同居之前，他经常在那儿住？我想那样不合法——我是说我想市里有条法令，做生意的不能在自己的店铺里睡觉——可是不管怎么样，有时候他带基克尔去那儿跟他过上一两个晚上，他们自己做早饭什么的，我想那有点像是出去露营。所以过去的两个晚上，他们都在那儿睡，今天吉尔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听上去像是才十六岁——她说：‘你猜怎么样。我刚刚哄伍迪留基克尔在工作室再待一晚。做得漂亮吧？’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她说：‘哦，别傻了，萨莉。现在等克利夫·迈尔斯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把什么都弄砸了。’我说：‘嗯，首先，吉尔，是什么让你觉得他真的会来？’她说：‘我没跟你说吗？拉尔夫今天早上打电话确认了。他六点钟会带克利夫·迈尔斯来家里。’” “哦，”杰克说。 “所以听着，杰克。很可能会很糟糕，看着她企图勾引那个可怜的人，可是你会——你会跟我一起回家吗？因为问题是，我不想一个人去经历那一幕。” “干吗得去经历呢？我们可以在哪儿找个房间——去他的，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找个房间。” “然后明天早上连干净衣服都没有？”她说，“穿着同一件可怕的连衣裙去上班？不，免了吧。” “你傻了，萨莉。快点去那座房子那儿，拿上你的衣服就回来，然后我们——” “你看，杰克，如果你不想跟我一起去，你当然可以不用，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我是说那座房子里的一切都有可能让人恶心、堕落还是不管你怎么称呼，可那是我的家。” “哦，屁话，你应该不至于那么说。岂有此理，你说‘家’，指的是什么？那座操蛋的动物园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家。” 她带着被冒犯、有意显得毫无幽默感的样子看着他，就是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遭到嘲笑时那样。“我只有这一个家，杰克，”她语气平静地说。 “扯淡！”他周围几张桌子上的人都表情诧异地马上抬起头看。“我是说去他妈的，萨莉，”他说，一边想降低自己的声音却没能做到。“要是你倚靠在那里，看着操蛋的吉尔·贾维斯在你的生活中展示她的堕落，从而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你可真的得把这件事去找个操蛋的心理医生谈谈，而不是我。” “先生，”一位侍者来到他旁边说，“我得请您不要大声说话，还要注意您的语言。这里谁都能听到您说话。” “没关系，”萨莉跟那位侍者说。“我们就要走了。” 离开那个地方时，杰克难以决定是继续无所顾忌地大嚷大叫呢，还是因为大嚷大叫过而低三下四地道歉，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动作僵硬地走着。 “哎，”他们在刺眼的午后太阳下走到她停车的地方，然后她说，“你在里面真是出了风头，不是吗？你真的是来了一场令人难忘的表演，不是吗？我再去那儿，怎么能不让侍者还有其他所有人眼神古怪地看我？” “是啊，嗯，你可以在你的记事本上把这件事记下来。” “哦，好嘛，我的记事本上会精彩地记得满满的，不是吗？等我到了六十岁时，读起来会很有趣啊。哎，杰克，你去还是不去？” “我跟着你，”他说。他往他的汽车那边走去时，马上纳闷为什么自己没有勇气说“不去”。 后来他就跟着她，行驶在比弗利山庄一开始的缓坡上，两边都是又细又高的棕榈树，接着把车停在吉尔家宽阔的行车道上，另外两个来访者的汽车已经停在那里。萨莉没必要地多用了点力气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站在那里等着，准备好微笑着说出一番话。在从那间酒店过来的短短一段车程中，她很可能都在准备、练习怎么说。 “嗯，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她说，“这应该挺有意思。我是说哪个女的不想认识像克利夫·迈尔斯这样一个男的？他年轻，有钱，见多识广，而且没有妻室。要是趁吉尔还没有得手，我去把克利夫抢过来，那不是挺有意思吗？” “咳，得了吧，萨莉。” “你什么意思，‘得了吧’？你又有什么好说的？你真的把很多事情都想得理所当然啊，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一路走上游泳池那个露台，正在走近通往那间私室的法式大门。“我是说再过四个星期，你就他妈的要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所以到时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应该坐在那里织毛衣，跟世界上每个不错的男人都擦肩而过吗？” “萨莉，杰克，”吉尔坐在一张皮沙发上郑重地说，“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克利夫·迈尔斯。”克利夫·迈尔斯从挨着她坐的地方起身接受介绍。他身材魁梧，穿着一套皱巴巴的套装，他的“平头”上竖着短短的金色头发，让他像是个长相木讷的大男孩。萨莉先走到他跟前，对他痛失亲人表示难过；杰克希望能通过极为严肃的握手传达类似信息。 “嗯，就像我刚才告诉吉尔的，”他们都坐下后，克利夫·迈尔斯说，“我这两天肯定得到了不少同情分。昨天走进办公室，有两位秘书哭了起来，就是那样。今天跟客户去一间餐厅吃午饭，我想领班侍者见了我也要哭起来，那位侍者也是。挺好玩的，这样获得同情的事。很糟糕的是你没办法存进银行，对吧？当然，很可能也不会持续下去，所以我最好在能享受时且享受，对吗？嗨，吉尔？我让自己再来点威士忌你不介意吧？” 她要他坐着别动，她去倒酒，然后以一种毫无保留钦佩他的小小礼仪，为他端来了酒。他呷了第一口后，她仔细看着他，以确定酒合他的口味。 后来拉尔夫腿软软地摇摇晃晃走进这个房间，搞笑地夸大他在胸前抱着的一堆木柴有多重。“嗨，你们知道吗？”他说，“这真的让我想起以前的时候。当初我在这儿住的时候，吉尔经常让我累得半死，你要知道，克利夫，”他蹲下来把木柴在炉边漂亮地码成一堆时解释道。“我就是那样付房租的。我向上帝发誓，你们绝对猜不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得干多少活。” “哦，我想象得出，”克利夫·迈尔斯说，“这儿真大——这地方真大。” 拉尔夫直起身子，拂掉沾在他的棱纹平布领带和牛津布衬衫上的小碎片，接着又拂掉了他那件漂亮的席纹呢外套的翻领和袖子上的。他也许还是个样子滑稽的小个子，但是他不再穿错衣服。拍掉手上的灰尘时，他腼腆地对着他的雇主露出笑脸。“不过挺好，不是吗，克利夫？”他说，“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儿。” 克利夫·迈尔斯的话让他放心，说这里挺好，的确挺好。 “夏天的时候也生火，我想也许会显得滑稽，”吉尔说，“可是这里晚上的确会变得挺冷。” “哦，是啊。”克利夫说，“在派利西德区那边，我们经常一年到头晚上都生火，我妻子总是喜欢生火。”吉尔不避人地捏了一下他厚实的手。 那天晚上准时开饭，可是杰克·菲尔茨几乎什么都没吃。他拿了满满一杯酒到餐桌前，还回去加过一两次。精致得不一般的一餐结束后，他一屁股坐到那间私室的一个阴暗角落，远离那几个人，继续喝酒。他知道这是他连续第三或者第四个晚上喝醉酒，可是这件事，他可以以后再去操心。他就是没办法不去想萨莉说过的话：“他年轻，有钱，见多识广，而且没有妻室。”这时他每次抬头看，都能看到她优美的脖颈上方漂亮的头部一侧给火光照得发亮，她在微笑或者大笑，或者因为那个经历丧亲之痛的陌生人、那个混球克利夫·迈尔斯刚刚说过的不论什么愚蠢的话回应道：“哦，真妙啊。” 很快，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看她，因为他的视野中，深黑色迷雾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让他耷拉着头，直到他能看到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地毯上自己的脚，看着时，他讨厌自己的感觉再清楚不过。 “……嗨，嗯，杰克？” “嗯？” “我说帮我一下好吗？”那是拉尔夫的声音。“来吧。” “嗯，嗯，等一下，好吧。”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要么是因为不顾一切唤起了自己残存的羞耻之心，他迫使自己站了起来，很快跟着拉尔夫出去进了厨房，然后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差点摔倒，直到他们到了靠着地下室墙壁的一堆柴火前面。单个儿在一旁的，有一根截成适合壁炉烧的木头，肯定有两英尺粗，看样子就像一段锯开的电线杆。杰克带着醉意，只顾看那段木头。“这个鬼玩意儿，”他说。 “怎么了？” “那是我他妈这辈子见过的最大一段木头。” “是啊，嗯，别管那根了，”拉尔夫说。“我们只想要小的。”他们一人抱了一抱小根的柴火，一直堆到下巴，然后又上楼，一直上到二楼，走进吉尔的卧室——要么说是吉尔和伍迪·斯塔尔的，杰克从来没有进去看过——里面高大宽阔，空荡荡的。在室内那头，跟壁炉（拉尔夫就是蹲在那边放下木头）离得很远的地方，有好多英码的白布从天花板上垂下来，部分遮着一张很大的“好莱坞风格”的床边，让里面成了个闺房，也许会让某个少女认为那是奢侈和浪漫的极致。 “好吧，”拉尔夫说，“这样就行了。”尽管显然他自己也醉了，腰和腿摇摇晃晃，可是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亮晃晃的铜制柴架之间生起火来。 杰克想尽快离开那个房间，可是他一再走向近处的墙壁，后来他觉得这样做也许有用，也就是让墙撑着自己，指引自己，让一侧肩膀重重地靠在墙上滑，而把全部注意力都用于把脚在深香槟色地毯上抬起和放下。他模模糊糊知道拉尔夫已经在壁炉那里干完了活，脚步蹒跚地经过他的身边，嘴里嘟囔着“走吧”，然后就走到走廊远处，让他一个人留在这个危险地晃动的房间，但是幸好这里开阔，他能看到那个明亮的门口现在已经不远了，只用再走几步，但这时他的膝盖开始变软和弯曲。他觉得能感觉自己的肩膀贴着墙壁往下而不是往前滑；然后倾斜的黄色地毯越来越近，直到对他的手和一侧脸来说，那是个合理而需要的平面。 过了一阵子，低低的说话声和笑声让他醒过来。他突然明白了吉尔·贾维斯和克利夫·迈尔斯在他的头部后面十到十五英尺的地方，在同一张地毯上靠近壁炉那边拥在一起，他躺在那里看着打开的门口，计算能不能一口气跑过去。 “地上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克利夫·迈尔斯问。“他也在这儿住？” “嗯，可以说吧，”吉尔说，“不过他不碍事。他是萨莉的。她很快就会来把他领走，要么拉尔夫会，要么他自己会出去。不用担心。” “咳，我什么都不担心，只是在琢磨怎么把这根木头弄进去，而不把自己的巴掌给烧着，别的没什么。坐一下吧，好了，这样就行了。” 喝醉的杰克不屑地注意到克利夫·迈尔斯说“巴掌”而不是说手。一个狗娘养的蠢货才会那样说，即使那是在他调情时腼腆地放不开，即使他尚未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 “知道吗？”吉尔平静地说，“你这个男人不简单，克利夫。” “是吗？嗯，你这个女孩也不简单。” 然后传来了细微的、湿嗒嗒的接吻声，然后是愉快的哼哼声，说明他在抚摸她。一条拉链刷的一声拉开了（是她连衣裙后面的吗？是他的裤链吗？），那是杰克·菲尔茨挣扎着站起来赶快离开那里并关上身后的门时，最后听到的声音。 他的状态尚不足让他摸回萨莉的房间，只能坐在最高一级楼梯那里，用手捧着头，等着恢复一点。过了几分钟，他感觉整道楼梯都在震动，拉尔夫的声音叫道：“借光！借光！”那个矮矮壮壮的夏威夷人正在动作很快、很敏捷地爬上来。他吃力的脸上洋溢着快乐，他抱着地下室那根巨大的木头。“借光！”杰克给他让路时，他又叫了一声。他没有停下来敲门就用肩膀撞开门冲了进去。里面刚好够亮，能看到吉尔·贾维斯和克利夫·迈尔斯已经不在壁炉那边，显然是到了床上。“对不起，小姐！”拉尔夫急着把那根木头拿到壁炉前时说。“对不起，长官。这是连长的心意！”他把那根大木头吓人地扑通一声丢在火里，让柴架当的响了一声，而且让橙色的火星四溅。 “哦，拉尔夫，你这个白痴！”吉尔在闺房里面叫道，“马上给我滚出去！” 可是拉尔夫已经正在像来时一样快步离去，一边因为肯定显得多么好玩而笑得咯咯响，他身后从床那边传来的，是洪亮而热烈的男中音哈哈大笑声——正在笑的那个人，有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最重要的工程业领导者，他一直感到自豪的，是能够被他慧眼识英才并招至麾下。 “嗯，我想准确地说，当时我们都不在最佳状态。”第二天早上萨莉说，一边在梳妆台的镜子前收拾自己的头发。那天是星期六，她不用去上班，可是她说她不知道别的什么好做。 杰克还在床上躺着，在琢磨这样做是否明智，即在他的余生里，除了适度喝点啤酒，别的什么都不喝。“我想我要回海边那里，”他说，“尽量干点活。” “好吧。”她站起来漫无目的地走到很多面落地窗中的一面之前。“哦，要命，你来看，”她说。“我是说真的，过来看。”他挣扎着起身跟她一起站在俯视游泳池的那面窗前。克利夫·迈尔斯摊开四肢，仰面浮在水中，穿着一条栗色游泳裤，肯定是伍迪·斯塔尔的。吉尔穿着极为暴露的比基尼站在游泳池边，显然在叫他，她两只手一手端着一杯颜色明亮的鸡尾酒。 “白兰地亚历山大[11]，”萨莉解释道，“我去厨房喝咖啡时，尼皮很担心地看着我。‘萨莉？你知道怎么做白兰地亚历山大吗？’她说，‘贾维斯太太要我一次做很多，可问题是我不会做。咱们这儿哪儿有本书上教怎么做吗？’”萨莉叹了口气。“嗯，所以一切都挺顺利，不是吗。看到迈尔斯先生和贾维斯太太在游泳池边享用早餐时的鸡尾酒，就在迈尔斯太太死后的第三天早上。”沉默一会儿后，她说：“不过呢，比较而言，这样对吉尔还稍微更健康呢，我认识她那么久，那么多别的早上，她都是怎么度过的：在床上喝咖啡，抽烟，没完没了做那些毫无意义、操蛋的填词游戏，直到中午才起床。” “是啊，嗯，你看，萨莉，你想跟我回去吗？” 她的眼睛还望着那面落地窗，没扭头就回答道：“我不知道，我看不要了。我们只是会再次吵起来。我给你电话，杰克，好吗？” “好吧。” “另外，”她说，“伍迪和基克尔回来时，我应该在家里。我想我也许能帮上忙。噢，不是伍迪，那不用说，而是基克尔。我是说基克尔爱我——要么至少以前是。以前他有时候称我是他的‘代母’。”她不出声地在那面落地窗前待了很久，显得厌倦，她的上嘴唇开始像喝醉酒时松弛下来。“你知不知道，”她问道，“一个女人生不了孩子意味着什么？即使你不一定想要，可是发现自己生不了孩子是件很糟糕的事；有时候——噢，天哪，我说不好。有时候，我想我这一辈子里，生个孩子才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 杰克脚步不稳地走出那座房子时，半路又拐进厨房说：“嗨，嗯，尼皮？觉得你能给我找罐啤酒吗？” “嗯，我相信能找到，菲尔茨先生。”那位女用人说。“你就坐到桌子那边吧。”他拿到啤酒后，她坐到他对面说：“看到那个搅拌壶了吗？空的，对吧？嗯，二十分钟前，那个壶里满满的全是白兰地亚历山大。我是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明智，您觉得呢？大清早就让一个人喝那么多，当时他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脑子在哪儿呢，因为他妻子才去世三天。我想看到他有点克制。” “我也是这样看的。” “嗯，可是在这种事情上，贾维斯太太绝对让人拿不准。”尼皮说，“她很——复杂，您懂我的意思吗？很有点——”她摆动着一只手胖胖的手指，想寻找合适的词——“波希米亚风格。不过呢，我不管任何人会怎么说——我听到别人说过很多——我对这位女士评价特别高，真的。我什么都肯为贾维斯太太去做。这几年来有两次了，她在我们急需的时候为我丈夫介绍了工作，您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为我做了什么吗？她给我买了隐形。” 他显得迷惑时，尼皮高兴地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外侧两个眼角，一边眨着眼睛。如果这时他还是听不懂——“哦，你的隐形眼镜”——他很有把握她会弯下腰，翻开眼睑，把一个湿湿的、完全看不到的东西放到她手心伸过来，既是解释，又是证明。 回到海边那座房子后，杰克整天都在写剧本，用功得好像他努力想在一星期内完成。在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开始觉得那样也不算糟糕；结果挺好，会拍成一部挺好的电影。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卡尔·奥本海默，商量怎样处理棘手的一幕；那个电话打得并非真正有必要，而是他想听到吉尔·贾维斯家里以外别人的声音。 “你怎么从来不过来，杰克？”奥本海默问道，“埃莉很想见到你，我也是。” “嗯，我这一向挺忙，别的没什么，卡尔。” “有女朋友了？” “嗯，可以说吧。我是说对，对，我是有，可是她——” “把她带过来！” “嗯，那挺好的，卡尔，我会的，我很快再给你电话。只是我想我们正在暂时分开一阵子，这很是——说来话长。” “哦，要命，作家啊，”奥本海默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你们这种人是他妈怎么回事。干吗不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上床就是上床？” “嗯——”萨莉几天后打电话给他时，上来就这样说，他知道现在他得听一个钟头的电话。“那天早上伍迪和基克尔回来时，吉尔去外面在露台上见他们。她让基克尔进去洗一下，然后跟伍迪说：‘你看，我想让你消失一星期。请别问为什么，只是走吧。以后我再解释。’你能想象一个女的能跟一个和她同居三年的男的这样说吗？” “不能。” “我也不能想象，可她就是那样说的，我说她告诉我她就是那么说的。她跟我说：‘我不允许任何人妨碍我现在所拥有的。’她说，‘我跟克利夫很特别，萨莉。我们是来真的，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种关系，我们……’” 杰克想到如果他把电话拿得远离脑袋，萨莉的声音就会降低，变得单调，成为叽里咕噜、难以听清的小声音，就像一个白痴侏儒所发出来的。除了根本听不到嫉妒、自怜和自以为是那些感觉，声音也变得空洞、前言不搭后语，这样就成了一种喋喋不休的细小声音，根本没什么效果，只是来磨损他的神经，让他完不成一天的工作。他试着把电话那样举了五到十秒，也因为他这种未被发现的背叛带来的痛楚而感到很不自在。他放弃了这种试验，刚好听到她说：“……所以听着，杰克。如果我们都同意不喝太多酒，如果我们在各方面彼此都很注意，你觉得你也许——你知道，你觉得你也许可以回来吗？因为我是说问题是——问题是我爱你，我需要你。” 过去几个月里，她说过很多爱来爱去的事，但从来没说过她“需要”他，正当他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去比弗利山庄时，这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哦，天哪，”半个钟头后，她在她房间门口说。“哦，天哪，你来了我真高兴。”她融化在他怀里。“我再也不会那样很差劲地对待你了，杰克，”她说，“我保证，我保证。因为剩下的时间确实太少，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彼此好好对待，对吗？” “对。” 他们锁上了房间，以防有人会冒冒失失闯进来，整个下午，他们都在尽量彼此好好对待，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学会这样。只是在萨莉那个房间西侧的长长一溜窗户从金色变成深红色，然后又变成深蓝色时，他们才终于起来洗澡，穿上衣服。 后来没过多久，萨莉又开始谈起吉尔的行为这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她一边谈，她那双纤足穿着长袜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杰克觉得她比以往更显得漂亮。可是她说的大部分话，他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以或长或短，似乎是合适的间隔点头或者摇头，通常是在她身子一扭不出声地盯着他，指望他认为自己感到沮丧是有道理的时候。他开始只是在她谈到她所认为的最糟糕的部分时，才去注意听。 “……因为我是说真的，杰克，整个这件事中，最糟糕的是对基克的影响。吉尔以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她疯了。基克知道的。他在这座房子里整天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一副惨兮兮的样子，好像他要——我说不好。他甚至不让我跟他说话，不让我安慰他或好好待他还是怎么样。至于过去的两个晚上，你知道他怎么着？他骑着自行车自个儿走了，去跟伍迪过一晚上，就在工作室那边。我想吉尔根本没注意到他走了，两次都是。” “是啊，嗯，那——那就太糟糕了。” “哦，另外他也恨克利夫，绝对恨他。每次克利夫跟他说什么话，他都变得呆呆的，我不怪他。因为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杰克？你一开始说克利夫的话就说对了，我错了，就是这样。他只不过是个特别愚蠢——他是个蠢货。” 在吉尔的指示下，尼皮在给大人们端上晚餐前至少一个钟头，就让那个男孩先吃。吉尔也给那间挺大的餐厅里配了一对银制烛台，每个上面插了三根新蜡烛，她关掉电灯，好让一切都沐浴在闪烁的浪漫之光中。 “这样不好吗？”吉尔问，“我一直没想起蜡烛，我想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点蜡烛。”看她穿衣服的样子，能让人想到已经忘掉，但是很值得记着的事，也许是她还在南方一个家境优越的家庭当女儿时，所度过的时光飞逝、无忧无虑的童年。她穿了件简单而看上去昂贵的黑色连衣裙，领口低得能看到她那对小而坚挺的乳房上侧，还能看到一条珍珠项链，她拨弄食物时，空出来的那只手在喉咙处紧张地扭着那条项链。 克利夫·迈尔斯因为喝威士忌而脸色通红、开心。他微笑着讲了一则又一则标榜自己的轶事，关于他的工程公司，吉尔对每件事都回应“太棒了”。后来他说：“不，可是听着，还有一件事，吉尔，你一定要听听这个。首先，我发现我开车上班在高速公路上时，思路最清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学会了信赖这一点。所以，知道我今天早上想到什么吗？”他一刀切开他的烤土豆，把脸凑近去享受升起来的热气，让他的听众等着。他往土豆上抹了很多黄油，也放了很多盐，用叉子叉起一块羊排，他嚼的时候，显得在高兴地想着什么事情；后来，他嘴里的肉还没咽下去，就说：“先说说这个怎么样？”他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我们的实验室里，有这么一种很高级的工业胶水，你们不会相信的。把那种玩意儿在任何金属表面刷一点，然后你一碰，我向上帝发誓，你的手粘住可就弄不开了。试着用肥皂和水，用任何一种清洁剂，用酒精，你能想到什么就用什么吧，都没法弄开。所以你们看，”几乎半块羊排进了他的嘴巴，可是他几乎还来不及咀嚼，因为他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看，假如我找一辆小卡车。”他又打住了，笑得不可开交，他在努力镇静下来时，一只手拍着前额。听众中，只有吉尔面带微笑。 “好吧，”克利夫·迈尔斯最后说，他的嘴巴里显然没东西了。“假如说我找来我们公司的一辆小货车，假如说我穿上我们司机的制服——他们穿那种米色工装裤，前面口袋上有公司标志，背面从左到右印着公司名称？还有遮阳帽？当然，那辆卡车上也有公司的名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迈尔斯’？所以我开车来这儿，拉来一个铝桶，里面盛满了玫瑰——三四十枝红玫瑰吧，最好的——当然，我拿出来时，会特别小心，捧着没涂胶水的地方，不让我的巴掌给粘住；然后你的小朋友伍迪会出来到露台上看是怎么回事，我会说：‘斯塔尔先生吗？’然后就把那个表面光滑、涂了胶水的桶递到他手里，嘴里还说：‘花，先生，送给贾维斯太太的花。克利夫·迈尔斯先生奉上。’我会回到卡车那里开走，要么我只是跟他挤挤眼睛，然后就走，好莱坞的斯塔尔老兄可就真的上了当。他真的会上了当，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也许他要过了半分钟，才会琢磨出他给粘到那个破玩意儿上了，也许再过五到十分钟，才会意识到他给耍了，有人给他开了个恶作剧玩笑。我敢向上帝发誓，吉尔，我敢赌钱——我会拿钱来赌，那个小杂种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 在他讲述的后半部分，吉尔欣喜若狂；这时她两只手都捏着他放在餐桌上的一只手说：“精彩，噢，说得精彩，克利夫。”他们一起哈哈大笑，眼睛发亮地互相上下打量。 “吉尔，”过了一会儿，坐在餐桌对面的萨莉说。“这只是开玩笑，对吗？” “嗯，当然是开玩笑。”吉尔不耐烦地说，似乎在责备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作为一个恶作剧，绝对是灵感之作啊。克利夫公司的人一天到晚彼此开恶作剧——我想这可以让人愉快地熬过生活中那么多沉闷和烦人的部分，你不觉得吗？” “嗯，不过我是说，你当然绝对不会同意去做那种事，对吧。” “哦，我不知道。”吉尔轻松而逗乐地说，“也许会，也许不会。可是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个让人开心的鬼点子？” “我觉得你疯了，”萨莉跟她说。 “哦，我也这么想，”她可爱地轻轻皱了下鼻子说。“我觉得克利夫也疯了。相爱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只有杰克和萨莉两个人在一起时，她说：“我根本不想谈这件事。我不想谈，也不愿意去想还是怎么样，好吗？” 当然好。任何时候萨莉不想谈论或者不愿意去想吉尔·贾维斯，杰克都绝对没意见。 第二天夜里，他带她去了一间餐馆用晚餐，然后去卡尔·奥本海默家待了一晚上。 “要命，”他们沿着滨海公路向着马利布区较高级的一片开去时，她说。“我真的有点怕见他，你知道吗？” “为什么？” “嗯，因为他是谁。他是几位重要——” “好了，萨莉。他根本没什么‘重要’之处，而只是个年仅三十二岁的电影导演。” “你疯了吗？他才华横溢，是这个行业的两三位顶级导演之一。你到底知不知道跟他合作，你有多么幸运吗？” “嗯，好吧，可是话说回来，他知不知道跟我合作，他有多么幸运吗？” “天哪，”她说，“你这样抬举自己，谁都不会相信。跟我说件事吧：既然你这么了不起，为什么你的衣服破破烂烂？为什么你的洗澡间里有蜗牛？啊？为什么你的床上有死人味？” “杰克！”他们从停车的地方开始，走完那条浓荫蔽日的长长的小路时，卡尔·奥本海默在他们家亮堂的门口叫道。“你就是萨莉啊。”他一本正经地皱着眉头说，“很高兴认识你。” 她说能够认识他，当然是她的荣幸。他们进了屋，年轻的埃莉斯穿了条长度及地的连衣裙，站在那里微笑着表示欢迎。她的样子很漂亮，她踮起脚热情地亲了杰克一下，说明他们是老熟人了，他希望萨莉注意到了这一点。后来，他们聊着天愉快地走进俯视大海的那个房间时——酒也在那里——埃莉又转过脸对着萨莉说：“我很喜欢你的头发，天生就是那个颜色，还是你——” “不，是天生的，”萨莉告诉她，“只是挑染了一点。” “坐下，坐下！”奥本海默命令道，可是他却选择继续站着，要么应该说是在这个宽敞而很漂亮的房间里走动，脚慢慢踏下，一只手里端着一个盛了不少酒的杯子，里面是发出叮当响声的威士忌，另外一只手伴随着他说话，幅度很大地做手势。他正在谈论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因为努力完成一部电影而感到的挫折感，那部电影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还谈到怎样“不可能”跟里面的明星合作——那位演员那么有名，单是提到他的名字，就能让聊天提高好几个档次。 “……然后是今天，”他说，“今天片场那边完全停了下来——摄影，拾音——什么都停了。而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让我坐下来讨论他所谓的戏剧理论，问我熟不熟悉一位名叫萧伯纳的剧作家的作品。你觉得会有人相信吗？你觉得在美国有任何人会相信那个狗娘养的竟然那么笨吗？岂有此理，今年他发现了萧伯纳，再过三年，他还会发现有共产党呢。” 过了一阵子，奥本海默似乎厌倦了独白，扑通一声坐到一张厚厚的沙发上休息，搂着埃莉斯，后者跟他依偎在一起；然后他问萨莉是否也是个演员。 “哦，不，”她马上说，一边装着像是把烟灰从大腿上拂掉，“不过还是谢谢了。我从没真正做过任何很——我只是——我是个秘书，我为经纪人埃德加·托德工作。” “嗯，去他的，我无所谓，”奥本海默爽快地说，“我有几位最好的朋友就是秘书。”他好像意识到最后这句话说得并不完全奏效，急忙又问她已经为埃德加工作了多少年，觉得自己的工作怎么样以及在哪儿住。 “我在比弗利住，”她告诉他。“我在那边的一个朋友家有一个房间住，挺好的。” “是啊，嗯，那——挺好，”他说。“我是说比弗利山庄那儿挺好。” 那天晚上在奥本海默家待的最后一个钟头左右，杰克发现自己在跟埃莉斯一起，舒服地坐在吧台旁边的两张皮面高凳子上，吧台占了那个房间的一边。她跟他讲了很久关于她在宾夕法尼亚州过的童年，关于那个给了她真正“演戏经验”的夏季演出剧团，还讲了后来一连串极为幸运的事，最终让她认识了卡尔。她的年轻和美丽让杰克感到赏心悦目，对她看得起自己感到受宠若惊，以至于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那些故事他以前全听过，那是在他借住于此的时候。 房间那头，卡尔和萨莉一直在热烈地讨论什么。杰克几次努力去听，除了卡尔迫切而严肃之极的说话声，就听不到多少，不过有次他听到萨莉说：“噢，不，我很喜欢，真的。从头到尾我都很喜欢。” “嗯，这真是很不错，”他们该走时，卡尔·奥本海默说。“萨莉，认识你真是太好了，跟你聊得很愉快。杰克，我们保持联系。” 然后就是开车回市里，开了很久，开车时，仍然因为喝酒而晕头转向。似乎有二十分钟的时间里，车上一片沉默，直到萨莉说：“他们有点——他们什么都有，不是吗。我是说他们年轻，相爱，大家都知道他才华横溢，所以埃莉斯有没有才华没关系，因为她反正是个可爱的性感宝贝。在那样一个家里，又怎么会有哪里不对劲呢？” “哦，我说不好，我能想到有一两个方面也许不对劲。” “不过你知道他身上有哪一点我很不喜欢吗？”她说，“我不喜欢他一直追问我觉得他的电影怎么样。他会提到一部又一部电影，问我有没有看过，然后说：‘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吗？’要么他会说：‘你难道不觉得后半部分有点散掉了吗？’要么‘你难道不觉得谁谁演那个女孩是选错了角？’我是说真的，杰克，那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吗？” “为什么？” “嗯，因为我是谁呀？”她把窗户摇得半开，把香烟弹到风中。“我是说要命，说到底，我是谁呀？” “你什么意思，你是谁？”他说。“我知道你是谁，奥本海默也知道，你也知道。你是萨莉·鲍德温。” “是啊，是啊，”她面对黑黑的车窗不耐烦地说。“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他们走进比弗利山庄那座房子时，杰克吃惊地发现跟吉尔坐在那里的是伍迪·斯塔尔，而不是克利夫·迈尔斯，直到他想起来萨莉跟他说过，克利夫已经同意一两个晚上不来，好让吉尔通情达理地跟伍迪永远脱离关系。伍迪从沙发上站起跟他们打招呼的样子——憔悴，面带愧色，似乎要为自己出现在这里而道歉——充分说明吉尔已经通知了他这个消息。 “嗯，嗨，萨莉，”他说，“你好，杰克。我们只是在——我给你倒杯酒好吗？” “不，谢谢了。”萨莉说，“不过见到你很高兴，伍迪。你这两天怎么样？” “哦，没什么好抱怨的。工作室那边生意不怎么样，除此之外，我一直——你知道——不去惹事生非。” “嗯，好。”她说，“再见，伍迪。”她面带微笑，领着杰克走过一件件笨重的皮家具，进了客厅，然后上了宽阔的楼梯。只是当她把自己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并锁好后，她才让自己再次开口。“天哪，”她说，“你看到伍迪那张脸了吗？” “嗯，他看上去不是很——” “他看上去像是死了，”她说。“他看上去像是个完全没了活力的人。” “嗯，好吧，可是你看：这种事情一天到晚都有。女的厌倦了男的，男的厌倦了女的。你不能到处去让自己的心为了那么多失败者而碎掉。” “哈，今天晚上你倒是心情不错，沉得住气嘛，对吧。”她说着身子往前倾，手伸到后面解开了她连衣裙上的搭钩。“很成熟，很睿智——肯定是你在奥本海默家的吧台那里跟姓什么的埃莉斯打得火热时变得这样。” 可是过了一个钟头，在她大声叫着她爱他之后，在他们后来分开躺在那里等着入睡时，她的说话声音又小又带着羞涩。“杰克？现在还有多久？两星期？还要短一点？” “哦，我不知道，宝贝。不过我也许会稍微待久一点，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什么？”她说话的尖刻劲儿全回来了。“为了我？哦，要命，不，别那么做。你以为我想让你给我面子？” 第二天一大早，她把他们要喝的咖啡拿到房间时，她几乎等不及把托盘放到桌子上，就急着告诉他她在楼下那间私室里看到了什么。伍迪·斯塔尔还在那儿，在沙发上和衣而卧，睡着了，甚至没盖毛毯，没枕枕头。那可不是最操蛋的事？ “为什么？” “嗯，岂有此理，昨天夜里他干吗不走？” “也许他想跟那个男孩告别。” “哦，”她说，“嗯，是的，我想你说得对。很可能是那样，很可能是因为基克。” 他们下楼时，瞥到伍迪和基克尔在一起安静地谈话，他们很快钻到厨房去跟尼皮聊两句，藏在那儿等着基克尔该去上学的时间。他们不知道，吉尔·贾维斯也是后来才想起来，那天不用上学。 “哦，要命，尼皮。”萨莉说着瘫坐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我今天真的不想去上班。” “那就别去了呗。”尼皮说，“知道吗，萨莉？我在这里干了这么久，从来没见你休息过一天。听着，那间破办公室偶尔没你也能转。今天你和菲尔茨先生干吗不去做点有意思的事？去个好地方吃午饭，看场好电影还是怎么样。要么开车兜一下，外面天气挺好的。你们可以去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12]，或者像那样不错的地方。你们知道燕子飞回卡皮斯特拉诺时，歌里是怎么唱来着？嗯，如果我没弄错，现在就是一年里的这种时候。你可以去那儿看燕子飞回来什么的，那样不是挺好？” “哈，我不知道，尼皮。”萨莉说，“那会挺好的，可是我想我最好至少去办公室露下脸，不然埃德加会抓狂的。事实上，我已经快晚了一刻钟。” 最后终于离开厨房时——当时萨莉说可以“安全”去那间私室——他们发现里面没有别人而松了口气。路过时，杰克注意到原先挂在壁炉上方的那幅黑色天鹅绒小丑画已经不在了。但是后来，通过透进灿烂阳光的法式门玻璃格，他们看到伍迪和基克尔在游泳池的露台那边，站得很近，还在说话。 “哦，他干吗不一走了之。”萨莉说，“谁告个别要那么久？” 伍迪·斯塔尔的行李在他身边堆了一堆：一个旧的军用行李袋，很可能他在商船上当船员时用过，一个手提行李箱，还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纸质购物袋，上面印着百货商店鲜艳的广告，并用棕色绳子牢牢拴好。他弯腰把那堆东西分开，他和基克尔把它们全部从露台提过去放上他的汽车。后来他们又上来，伍迪搂着那个男孩的肩膀，走到房子前面做最后的告别。 杰克和萨莉在那间私室里往后退了很远，免得给发现他们在看。他们接着看，看到伍迪·斯塔尔两只胳膊搂着那个男孩，一下子难舍难分地紧紧搂着他。之后，伍迪开始走开，基克尔往房子这边走来——可是基克尔停下脚步转过身，后来他们看到是什么吸引了他的眼睛：一辆米色送货小卡车很快地开上行车道，车身一侧用褐色字写着“迈尔斯”。 “哦，我看不下去了。”萨莉说，她的身子软绵绵的，脸贴着杰克的衬衫。“我看不下去了。” 那辆卡车在离伍迪站在露台上等的地方还有几英码处停了下来，克利夫·迈尔斯下了车，满脸通红，带着有点不自然的笑容，走进了阳光中。他穿着和他身体相比小了几号的工装裤，快步走到卡车后面，取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桶，里面盛了很多玫瑰，一大团花朵晃动着。他把那拿到伍迪·斯塔尔面前，一把塞到他手里。他这样做时，好像嘴里在说着什么——事实上，好像从他到来后就没有停，也许是在语无伦次地说话，似乎是突然感到尴尬而被迫如此——可是一旦那桶玫瑰到了伍迪手里，他就能停下来了。他夸张地站直身子，用两根手指碰了一下他帽子上的漂亮帽舌，然后两腿僵硬地朝着他的卡车那边跑掉了，几乎可以肯定动作比他原来计划的更快、更笨拙。 基克尔全看到了。他又走过露台跟伍迪在一起，伍迪蹲下来想把桶放下，这时他们低着身子凑在一起商量。 “没事了，宝贝，”杰克贴着萨莉的头发说。“现在没事了，他走了。” “我知道，”她说。“我全看到了。” “嗯，你看：你觉得我们可以在家里找到什么东西把他的手弄开吗？觉得尼皮能找到什么东西吗？” “比如什么呢？哪种去污剂或者溶剂还是什么？” 但是不需要在这座房子里找什么了。过了一两分钟，伍迪和基克尔带着那桶颜色鲜艳的玫瑰走开了，杰克·菲尔茨像个陌生人一样，远远跟在后面。他们进了那间大车库里没太阳的地方，基克尔小心地拎着一个五加仑装的汽油壶往桶的表面和伍迪的手上倒，直到伍迪能把手弄开，就那么简单。接着基克尔用他的鞋后跟踹了那个桶一脚，让桶刺耳地滚过车库的地上并重重撞到墙上，在胶水干了不会再害人，而且那些玫瑰也枯萎后很久，那个桶还留在那里。 艾伦·B. （“基克尔”）贾维斯上了一所学校，他妈妈说那是西部最好的男生寄宿学校，他几乎马上就去学校住了。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吉尔和克利夫去拉斯维加斯结婚——她说她一直想在那座城市“叫人喜欢”的结婚小教堂的其中一间里结婚。他们离开洛杉矶时，蜜月计划尚未确定：他们还没决定是在棕榈泉住一个月呢，还是去维京群岛住一个月，还是去法国和意大利待一个月。“要么也许，”她跟萨莉透露，“也许我们会说管他的，花三个月时间，把那些地方全都去一遍。” 杰克·菲尔茨的剧本完成了，给收下了，然后为之争吵，然后再次完成，再次给收下。后来卡尔·奥本海默跟他热情地握手。“我想我们会拍出一部电影的，杰克。”他说，“我想我们会拍出一部电影的。”埃莉斯站起身，很快地吻了杰克一下。 他跟两个女儿在电话里快乐地聊了很久，关于他们很快就会在纽约度过的好时光。他花了一天时间给她们买礼物。在萨莉的参谋下，他还在洛杉矶的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店买了两身新套装，为了回家时能显得像是衣锦还乡。另外在萨莉的建议下，他虽然心疼却没说，买了一夸脱装的白兰地、波旁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让人全部包装成礼物的样子并放在一个礼物箱里送到吉尔家，另外对于她的“款待”，还写了封简短而措词讲究的短信。 他退掉海边那座房子后，像过节一样，跟萨莉开车去圣迭戈附近一家海边的汽车旅馆，待了包括周末在内的四天。那家汽车旅馆是萨莉推荐的，说是“很棒”。他本来想知道她什么时候、跟谁一起知道那间旅馆很棒，但是剩下的时间这么少，他知道最好别问了。 回洛杉矶的半路上，他们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教堂那里停了一下，跟许多慢慢走的兴奋的游客（人人手里都拿着旅游小册子）一起，在那里来回走了走，可是根本看不到有燕子。 “看来今年它们全都飞走了，”萨莉说，“而不是飞回来。” 这句话给了杰克一个似乎很好玩的想法，他们离开那里到了汽车边时，他像个演员一样，脚步敏捷地从她身边往后退到路边的草丛里。他知道自己穿着新衣服显得不错，另外他也一直能够唱两句，要么至少装出是唱歌的样子。“嗨，听着，宝贝，”他说，“这怎么样？”他像个低声唱歌的歌手那样直直地站着开始唱，两只胳膊从身子两侧稍稍抬起，摊开手掌，以示真诚： 当卡皮斯特拉诺的燕子飞去时， 就是我要离开你的时候…… “哦，真煽情，”他还没有唱下一句，萨莉就说。“唱得好极了，杰克。你真的特别有幽默感，你知道吗？” 他们度过最后一个晚上时，当时他们坐在一间餐馆里，埃德加·托德向他郑重保证过这间是洛杉矶最好的。她挑拣她那份皇家蟹肉时，显得闷闷不乐。“这有点蠢，不是吗？”她说。“在你的飞机反正再过几个钟头就要起飞时，却要花这么多钱？” “我没觉得蠢，我觉得也许挺好的。”他也想到在这种时候，F. S. 菲茨杰拉德大概也会做这种事情，但是这句话他没说。他努力了好多年不让任何人知道他对菲茨杰拉德着迷到了什么程度，不过有一次，纽约有个女孩又是逗乐、又是取笑地一再追问，让他无所掩藏，她得知了这一点。 “嗯，好吧，”萨莉说，“我们会坐在这儿，一起优雅，说话风趣，悲伤，每个人抽四十五支烟。”可是她的讽刺并没有说服力，因为那天下午在办公室跟他见面时，她穿的是件看着挺贵的新的蓝色连衣裙，他敢说她之所以买那件衣服，本来也是希望会给领到这种地方。 “我不会忘记你这条裙子，”他告诉她，“我觉得差不多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 “谢谢你，”她说。“我挺高兴有这套衣服，也许能帮我捕获下一个跌跌撞撞闯进电影国度的冒牌菲茨杰拉德。” 开车送她回比弗利山庄的家里时，他大着胆子看了两三眼她的脸，高兴地发现是平静的，若有所思。 “想一想我就觉得，我一直过着无所事事、没有目标的生活。”过了一会儿她说，“费了挺大劲儿上了大学，却一直没用上，从来没做过什么让我感到骄傲或者甚至乐在其中的事情，甚至在有机会收养一个孩子时也没有去收养。” 在万家灯火的城市中又开了几英里后，她向他凑过来，两只手都伸过来摸他的胳膊。“杰克？”她羞涩地说，“那并不单单是开玩笑，对吗？关于我们会怎么写很多信给对方，有时候在电话上聊聊？” “噢，萨莉，我干吗要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 他把她送到通往游泳池露台的那几级和缓的台阶前，他们下了车道别，一起坐在较低的一级台阶上，像小孩子一样不自然地接吻。 “嗯，好吧，”她说。“再见。你知道有件事情有多滑稽吗？我们事实上一直在告别，从我第一次跟你一起出去时就开始了。因为我是说我们一直都明白没有多少时间，所以从一开始，这就是件告别之类的事，对吗？” “我想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听着：保重，宝贝。” 他们尴尬地很快站起身，他看着她往露台上去——一个高个子、动作轻快敏捷、奇怪地长着灰色头发的女孩，穿的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连衣裙。 他刚刚开始走回汽车那边，就听到她在喊：“杰克！杰克！” 她脚步清脆地又走下台阶，扑进他怀里。“哦，等一下。”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听着，我忘了跟你说件事。你知道那件厚厚的毛衣吗？整个夏天都在给基克尔织的那件？嗯，那是个谎话——我很肯定我只跟你说过这一句谎话。那件毛衣从来不是给基克尔织的，而是给你的。我根据从你那儿找到的唯一一件破旧的毛衣量了尺寸，整个计划是在你走之前织好，只不过现在太晚了。可是我会织完的，杰克，我发誓。我每天都会织，然后寄给你，好吗？” 他用了似乎是全部力气抱着她，感觉到她在颤抖，然后贴着她的头发说他会非常、非常高兴收到。 “哦，要命，我希望会合身，”她说。“穿上——健康地穿上，好吗？” 她脚步匆忙地又往门口走去，到了那里，她转身挥手，一边用空出来的那只手很快地抹了一边眼睛又抹另一边。 他一直站在那里看，直到她进去，直到一个又一个房间高高的窗户突然向黑暗中投出光线。然后更多电灯亮起来，一个接一个房间，那是萨莉在冒险深入这座她一直很喜欢而且大概会一直很喜欢下去的房子，现在第一次至少有一小段时间，这里全是她一个人的。 [1] 理查德·张伯伦（Richard Chamberlain，1934—），美国电影演员。 [2] 指位于好莱坞的一家著名影院，1927年开业至今，历史上曾举办过多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3] F. S. 菲茨杰拉德（F. S.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著名作家，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去好莱坞撰写电影剧本，并在那里结识了专栏女作家希拉·格拉厄姆（Sheilah Graham，1904—1988），两人同居三年半，直至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去世。 [4] 此处为模仿一句法语名言“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心怀邪念者可耻），应该并无实际意义。 [5] 一种鸡尾酒。 [6] 指当年的美国童星米其·罗尼（Mickey Rooney，1920—）为米高梅公司主演的16部电影，米其·罗尼在其中扮演主角安迪·哈代。 [7] 即圣费尔南多山谷，为洛杉矶的一个地区。 [8] “基克尔”的原文为“Kicker”，为动词“kick”（踢）衍生而来，本篇中时而称这个男孩为“基克”（Kick），时而称“基克尔”。 [9] “艾尔”为“艾伦”的昵称。 [10] 泽尔达（Zelda）为菲茨杰拉德的妻子。 [11] 一种带甜味、含奶油的鸡尾酒。 [1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座城市。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